苏洵

嘉祐三年（1058年），朝廷命苏洵赴阙招考，他上书天子，表示回绝。与此同时，他写了《答雷简夫书》、《与梅圣俞书》、《上欧阳内翰第四书》等，宣泄本身不肯招考的情感。在《答雷简夫书》中说：“向者《权书》、《衡论》、《几策》，皆仆闲居之所为，其间虽多言本日之事，亦不自求出之于世，乃欧阳永叔觉得可迫而进之。苟朝廷觉得其言之可托，则何所事试？苟不信其平居之所云，而其一日匆急之言，又何足信邪？”在《与梅圣俞书》中说：“且以永叔之言与三书之所云，皆世之所见，今千里诏仆而试之，盖其心另有所未信，此尤不成苟进以求其荣利也。”这就是说，本身的识见程度，具见于《权书》、《衡论》、《几策》三书当中，没有需求再加策试；而朝廷竟要再加策试，即是不被信赖。对此，苏洵是非常气愤的。固然苏洵如此气愤，而作为一介墨客，要想实现本身的政治抱负，仍然不得不向朝廷低头，他固然回绝了招考，却又写了《上天子书》。说是“条为十通，以塞明诏”，实际上也是以此作为“招考”之文。在这篇上书中，苏洵比较体系全面地阐述了本身的政治观点。此中有些观点，即是重申庆历新政的主张。并且总结了庆用期间的经历经验。但是，此书上后，仍未引发朝廷多大正视。直到嘉祐五年（1060年），苏洵才被任命为试秘书省校书郎的卑职。治平三年（1066年），苏洵以霸州文安县主簿而终，时年58岁。著作有《嘉祐集》。

苏洵平生，以布衣而被起用，位不过县主簿，级不过八品。居官期间，只参与修纂了《太常因革礼》100卷。他的事迹不在政事而在文章。他的文章是以论兵见长的，纵论古今，指切弊端，极有深度。此中《权书·六国》，早为世人传诵。如文中有云：六国幻灭，非兵倒霉，战不善，弊在赂秦。赂秦而力亏，幻灭之道也。或谓：六国互丧，率赂秦也？曰：不赂者以赂者丧。盖失强援，不能独完，故曰：弊在赂秦也。这是从“前人以往成败之迹”讲起，也便是他所谓“施之于今，无所不成”者。他又恐只讲前人的成败之迹，古人一定深晓，因而最后又点明道：夫六国与秦皆诸侯，其势弱于秦，而犹有能够不赂而胜之之势；苟以天下之大，下而从六国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国下矣。这就更明白地说到当代了。如许的笔墨恰是邵博《闻见后录》所谓“讥时之弊”的文章。

苏洵对于朝廷用“声病抄袭之文”取士尤其不满，以是最后又说：夫人固有才干奇绝而不能为章句名数声律之学者，又有不幸而不为者，苟一之以进士制策，是使奇才绝智偶然而穷也。使胥吏之人得出为长吏，是使一介之才无所逃也。进士制策网之于上，此又网之于下，而曰天下有遗才者，吾不信也。唐宋以诗文取士，对于前代之仅以家世用人来讲，已是一猛进步，特别是到了宋朝，布衣寒士由此而得仕进者越来越多了；苏洵的文章，反应了一些布衣寒士以及胥史贱吏的政治要求。曾巩在《苏明允哀辞》中对于苏洵的文章有过全面的批评。他说苏洵之文，“少或百字，多或千言，其指事析理，引物托喻，侈能尽之约，远能使之近，大能使之微，小能使之著。烦能稳定，肆能不流”。这是对苏洵文章详细的评价。苏洵为文，确是长于“指事析理，引物托喻”的，所谓“烦能稳定，肆能不流”，也确是其文的特性之一。

苏洵（1009年～1066年），字明允，号老泉，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幼年不学，他本身说：“少不喜学，生二十五岁，始知读书，从士君子游。”欧阳修也说他“年二十七，始大发奋，谢其素所来往少年，闭户读书为文辞”。但因他不擅时文，举进士不第。庆历五年（1045年），37 岁，因举制策入京。正值庆历新政失利，范仲淹诸人多被贬逐。他很绝望，在厥后写的《上欧阳内翰第一书》中说：“洵时在京师，亲见其事，忽忽仰天感喟，觉得斯人之去，而道虽成，不复足觉得荣也。”因为目睹时艰，再加上制举不中，苏洵对于国度的前程和本身的宦途都颇悲观，因而且不求仕，“悉取所为文数百篇焚之，益闭户读书，遗言不为文辞者五六年，乃大究六经百家之说”，以考质古今治乱成败、圣贤穷达出处之际，得其精炼，含蓄充满，抑而不发久之。后为知益州张方平所赏识。

嘉祐元年（1056年），苏洵携子苏轼、苏辙，带着张方平的保举手札，入京谒见韩琦、欧阳修。这时又值欧阳修等庆历新政期间的人物用事，欧阳修当即向朝廷保举苏洵，在《荐布衣苏洵状》中说：“眉州布衣苏洵，实施淳固，性识明达，亦尝一举于有司，不中，遂退而力学。……其人文行久为乡闾所称，而守道安贫，不营仕进。”而后不久，苏洵即因妻丧而回籍，复萌守道安贫之念。

苏洵的文章，特别是政论和史论，不但长于“指事析理”，并且兼有“温淳”、“雄刚”和“简切”的特性。特别是和宋初以来柳开、石介、尹洙等人的同类文章比较，明显达到了更高的成绩。当然，苏洵在《礼论》、《乐论》、《诗论》一类文章中，偶然未免迂阔，乃至不免陈腐。比方在《田制》一文中甚且说过“井田虽不成为，而实在便于今”的话。但从全数文章看来，其“指事析理”，还是精炼的。即便是迂阔之言，也仍然不失其本性特性。另有，苏洵为文，常有独到之见，但偶然也不免于偏。《辨奸论》一文，固然一定尽出苏洵笔下，但如许的笔调，却也合适苏洵的脾气。心有所激，在政论、史论等篇以外，苏洵另有别的一些文章，也有特性。曾巩在《苏明允哀辞》中说：“明允每于其穷达得丧，忧叹哀乐，念有所属，必发之于此；于古今治乱兴坏、是非可否之际，意有所择，亦必发之于此；于应接酬酢万事之变者，虽错出于外，而用心于内者，何尝不在此也。”就是说，苏洵为文，随遇而发，这也正如他本身所说，是“投之所向，无不快意”的。比方《木假山记》、《名二子说》等篇，茅坤、姚鼐诸家多有批评，此未几说。这里且举《送石昌言使北引》，以见其特性。昌言举进士时，吾始数岁，未学也。忆与群儿戏先府君侧，昌言从旁取枣栗啖我。家居附近，又以亲戚故，甚狎。昌言举进士，日驰名。吾后渐长，亦稍知读书，学句读，属对，声律，未成而废。昌言闻吾废学，虽不言，察其意，甚恨。后十余年，昌言落第第四人，守官四方，不相闻。吾日以强大，乃能感悔，摧折休学。又数年，游京师，见昌言长安，相与劳苦如平生欢。出文十数首，昌言甚喜称善。吾晚学无师，虽日为文，中甚自惭。及闻昌言说，乃颇自喜。今十余年，又来京师，而昌言官两制，乃为天子出使万里外刁悍，不平之虏，建大旆，从骑数百，送车千乘，出京都，意气慨然。自思为儿时，见昌言先府君旁，安知其至此？繁华不敷吾于昌言独占感也！大夫生不为将，得为使，折冲口舌之间足矣。如许的文章，能够说是写得“温厚”、“简切”而天然。娓娓而谈，情深意婉。恰是前人所谓“有感慨，有态度”的笔墨。苏洵为文也是推尊韩愈的。像如许的论述，其“感慨”、“态度”，与韩愈行文亦颇类似。在这段论述笔墨以后，文章转入送序的主题：“谷必能够疗饥，断断乎如药石必能够伐病。其游谈觉得高、枝叶觉得观美者，先生无一言焉。”这一段话，是苏洵批评凫绎先生诗文的，但也能够看作“夫子自道”之辞。苏洵赠给石昌言的这段文章，也是“有为而作，精干确苦，言必中当世之过”的。所发群情，皆非“游谈”，更无“枝叶”，简当纯熟，如其为人。苏洵为文，固然主张“精干确苦”，“疗饥”，“伐病”，却也并非不要文采。只是不讲虚饰，而求天然。他在《仲兄字文甫说》一文中既详细地表现了如许的文风，又明白地说了然如许的主张。如讲“风水之极观”有云：“流行水上，涣。”此亦天下之至文也。但是此二物者岂有求乎文哉？偶然乎相求，不期而相遭，而文生焉。是其为文也，非水之文也，非风之文也；二物者非能为文，而不能不为文也。物之相使而文出于其间也。故此天下之至文也。今夫玉，非不温然美矣，而不得觉得文；刻镂组绣，非不文矣，而不成与论乎天然。故夫天下之无营而文生之者，唯水与风罢了。将“流行水上”看作“天下之至文”，这是标榜文章的一种境地。苏洵本身能够成心为之，但达到此境似不轻易。

苏洵是以论兵自大的，其论兵之文也确有成绩，但苏洵文章的成绩却不但在于论兵。论兵之文也只是论政之文的一个部分。苏洵论政，亦如论兵，不为空谈，常有独到之见。关于朝廷用人题目，苏洵所言，亦甚激切。特别 关于“任相”，言之最详。在《衡论·远虑》中，他说古之天子，必有“腹心之臣”，而“近世之君”，则未能尊敬宰相。文中有云：近世之君，抗然于上，而使宰相眇然于下。高低不接而其志不通矣。臣视君如天之辽但是不结婚，而君亦如天之视人洎然无爱之之心也。是以社稷之忧，彼不觉得忧；社稷之喜，彼不觉得喜。君忧不辱，君辱不死。一人举之则用之，一人毁之则舍之。宰相避嫌畏讥且不暇，何暇经心以忧社稷？数迁数易，视相府如传舍，百官治之于下，而天子恂恂于上，一旦有卒然之忧，吾未见其不颠沛而殒越也。…太祖用赵忠令也，得其道矣。近者寇莱公亦诚其人，然与之权轻，故终以见逐。而天下几有不测之变。但是其必使之能够生人杀人而后可也。 宋时宰相之权，同历代比拟，能够说是够重的了。但苏洵还觉得不敷，他但愿天子把宰相看作“腹心之臣”，“尊之如父师，爱之如兄弟”，作到 “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百人誉之不加密，百人毁之不加疏”。他以为只要如许才“可与议天下之机，虑天下之变”。文章最后举赵普、寇准为例，觉得寇准固然得用，而失之“权轻”。结论是任用宰相，不但要“尊其爵，厚其禄”，并且要“重其权”。要求重宰相之权，即是分天子之权。这是唐宋两代朝政鼎新中，庶族文人的一种新的政治要求。固然主观上是要“经心以安社稷”，而客观上则是庶族文人争政治权力。欧阳修曾经主张“不为宰相，必为谏官”，说宰相、谏官能在天子面前争是非如此，本色上也是仰仗言权来摆布天子的权力。苏洵为了阐扬如许的思惟，还写了《任相》一文。此中特别指出“任相之道，与任将分歧”，必须“接之以礼”。对于“人主傲然于上，不礼宰相以自负大者”，至为不满。此文可与《衡书·远虑》同看。其次，关于用人题目，“任相”以外，还谈到取士。关于取士，苏洵也有专论。《广士》一文中有云：古之取士，取于盗贼，取于蛮夷。古之人非以盗贼蛮夷之事可为也，以贤之地点罢了矣。夫贤之地点，贵而贵取焉，贱而贱取焉，是以盗贼下人蛮夷异类，虽仆从之所耻，而常常登之朝廷，坐之郡国，而不觉得怍；而绳趋尺步，华言而华服者，常常反摈斥不消。何则？天下之不能绳趋而尺步，华言而华服者，众也。朝廷之政，郡国之事，非特如此而可治也。彼虽不能绳趋而尺步，华言而华服，但是其才果可用于此，则居此位可也。夫古之用人无择于势，布衣寒士而贤则用之，公卿后辈而贤则用之，武夫健卒而贤则用之，巫医方技而贤则用之，胥史贱吏而贤则用之。今也布衣寒士持方尺之纸，书声病抄袭之文而至享万钟之禄，卿大夫之后辈饱食于家，一出而趋高车驾大马觉得民上，武夫健卒有洒扫之力驰驱之旧，久乃领善郡执兵柄，巫医方技一言当中，大臣且举觉得吏。若此者皆非贤也，皆非功也，是今之以是进之之途多于古也；而胥史贱吏独弃而不录，使老死于敲榜趋走，而贤与功者不获一施，吾甚惑也。这是一篇对于取士、用人轨制的峻厉的攻讦。此中主张任用盗贼胥史，与韩愈三上宰相书中的定见是分歧的。都是要求广开才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