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的官职制度(下）
州县官吏平常事情，都算职分内应做的事，不在计课以内。所谓“职分”事，据《唐会要》载，大中六年（公元852年）七月考功司的奏文说：
常科，每年分科停止一次。其考生首要来源是生徒与乡贡两方面。在唐朝，中心和处所都设有黉舍。中心有国子监、弘文馆、崇文馆；处统统州县学。这些黉舍的门生都有必然的名额。门生退学春秋和学习年限，也有明白的规定。学习的内容首要有《诗》、《书》、《易》、《周礼》、《仪礼》、《礼记》、《左传》、《公羊传》、《谷梁传》等儒家典范。若学书、学算、学律的，则首要学习有关文学、算术、法律等方面的专业册本。每年夏季，国子监、弘文馆、崇文馆以及各州县学都要将经测验合格的门生送尚书省插手测验。这些考生，就叫做生徒。那些不在黉舍学习而学业有成者，则向州县“投牒自举”，即以书面情势提出申请，经测验合格，由州送尚书省插手测验，这些考生随各州进贡物品解送，以是称为乡贡。《通典·推举三》说：
测验与保举相连络，对提拔人才曾经起过主动的感化，但是也为那些达官朱紫营私舞弊大开便利之门。他们操纵权柄，为本身或同僚的后辈拜托，乃至对主考官停止威胁。比方天宝年间，礼部侍郎达奚珣主持测验，不筹办登科杨国忠的儿子杨暄，杨国忠晓得后，大发雷霆，达奚珣被迫登科了杨暄，并且使他名列前茅。
唐朝常科测验科目很多。据《新唐书·推举志上》说：
如果以上事情不犯不对，便一概以“准职分无失”措置。也就是说，在考第时，只要能获得中中，四年以后，便能够升迁一级。但如果户口、田亩有增损，公事有得失，那么就要酌情进考或减考，《通典·推举三》说，州县户口增益非常之一，刺史县令各进考一等，户口减损非常之一，降一等，农业收成增加非常之二，进考一等，减产非常之一，降考一等。如果各方面都有成绩，能够累计加等。在封建社会，农业是国度的底子，农业人丁和地盘的增减，粮食收成的吵嘴，常常直接影响到国度的盛衰，唐王朝之以是采纳这类起落奖罚的体例，就是为了使处所官吏能各尽其职，尽力做好本职事情，以使封建王朝能够长治久安。
自武则天长安二年（公元702年）始，鼓励官方学习技艺。而后，凡理科测验之年，同时停止武科。武科测验项目以骑射为主。考场由兵部主持。
其进士大略千人，得第者百一二，明经倍之，得第者十一二……开元今后，四海宴清，士无贤不肖，耻不以文章达。
唐朝对各级官吏的考课规定了一套标准，《新唐书·百官志一》说：
唐朝官吏的考课轨制
这九等配置体例（《大唐六典》、《通典》、《册府元龟》等书的笔墨略有差别）把各种官员的功过吵嘴辨别得非常清楚。流外官，以行能功过分四等：清谨勤公为上，执事忘我为中，不勤其职为下，贪浊有状为下下。亲、勋、翊三卫及王府执仗婚事、执乘婚事等佐卫职员皆以其行能功过分为上、中、下三等。《大唐六典·尚书吏部》考功郎条说：
中品以下，四考皆中中者，进一阶；一中上考，复进一阶；一高低考，进二阶；
其黔中、岑南、闽中郡县之官，不由吏部，以京官五品以上一人，充使就补，御史一人监之，四岁一往，谓之“南选”。制科，是由天子下诏临时停止的测验。唐朝制科，项目繁多。王应麟《困学纪闻》说：“唐制科之名，多至八十有六”。此中最闻名的有贤能刚正、直言极谏；博通坟典，达于教养；军谋宏远、堪任将率；详明政术、能够理人等。应制科测验的，可以是得第得官的人，可以是登过常科的人，也可以是百姓百姓。制科测验，由天子亲身主持。《通考·推举考三》说：“试之日，或在殿廷，天子亲临观之。试已，糊其名，于中考之。文策高者，特授以美官，其次与出身”。固然如此，制科在人们心目中的职位还是不如进士科。《封民闻见记》说：“制科出身，名誉虽高，犹居进士之下”。
最后再谈谈唐朝官员的俸禄以及致仕轨制。唐朝官员从当局那边所得的俸禄包含禄米、地盘、俸料三大项。
流内之官，叙以四善：一曰德义有闻，二曰清慎明著，三曰公允可称，四曰恪勤匪懈。
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16《北史》说：
隋唐五代的官员，按规定到了七十岁是要退休的，称之为“致仕”。官员要求致仕叫做“乞骸骨”。如果不满七十但疾病缠身者，也可提早要求退休。反之，若精力充分，体格结实者，虽年过七十也可持续留任。五品以上官员退休，本人应直接上奏天子批准，六品以下退休者，则只要尚书省按规定同一办理便可。致仕以后，如有特别需求，也可再度退隐。
先试之期，命举人谒于先师，有司卜日，宿张于国粹，宰辅以下，皆会而观焉，博集群议，讲论而退。礼部阅试之日，皆严设兵卫，荐棘围之，搜刮衣服，讥呵出入，以防假滥焉。
进士落第，是一种很高的名誉，当时人称之为“登龙门”。发榜以后，有曲江会、杏园宴、雁塔落款等活动。进士曲江大会，偶然天子还登紫云楼垂帘旁观。士子落第以后，并不当即授予官职，还要再颠末吏部测验，这类测验，叫做“省试”或“释褐试”。测验合格，才气授予官职。吏部复试分四个方面，据《通典·推举三》载：
诸食禄之官，考在中上已上，每进一等，加禄一季；中下已下，每退一等，夺禄一季；若私罪下中以下，公罪下下，并解见任，夺当年禄，追告身，周年，听依本品叙。
（二）地盘。在均田轨制下，唐朝职事官、散官、册封、勋官等都可按品级受职分田和永业田。据《新唐书·食货志五》载，一品有职分田12顷，二品10顷，递至九品2顷，皆给百里内之地。诸州都督、都护、亲王府官二品12顷，三品10顷，递至九品2顷50亩。武官、三卫中郎将、上府折冲都尉六顷，中府五顷五十亩，递至队正、队副80亩。别的，又有永业田，亲王100顷，职事官一品60顷，郡王、职事官从一品50顷，国公、职事官从二品35顷，县公、职事官三品25顷，递至九品2顷。上柱国30顷，柱国25顷，上护军20顷，护军15顷，散官五品以上给同职事官。如果职事官被解免者，则追回田亩，若被除名者，则仅受口分之田，若袭爵者，不另给田亩。这些规定，只是当局的一种限田办法，并不能实授其地。不过，《食货志五》说：“凡给田而无地者，亩给粟二斗”。但从白居易的《问议百官职田》看，唐朝官员从当局那边所得地盘支出首要还是靠职分田。职分田普通按每亩收六升的租率出佃，所谓“依品而授地，计田而出租”。
武则天载初元年（公元689年）仲春，亲身在洛阳殿策问贡士，开后代科举轨制殿试之先例。不过，唐朝的殿试，只是在特别环境下才停止的，并没有成为轨制。
官员致仕时可享用必然的报酬，据《唐会要·致仕官》说，有的能够加官一级，有的只是换了一个官名而品秩并未窜改（致仕后，例晋一级，至宋朝才成为轨制）。在经济报酬方面，五品以上者致仕，毕生能够享用半俸，惯例可给全俸。六品以下者，旧制前四年给半俸，天宝时令给至毕生。别的，三品以上致仕者还享用朔望听朝参，其班列在本品现任官之上，以表尊崇。这些轨制和规定对于鼓励官员退休是有必然感化的。
其科之目，有秀才，有明经，有俊士，有进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有一史，有三史，有开元礼，有道举，有孺子。此中明字、明法、明算等科，不为人们正视。俊士、一史、三史、开元礼、道举、孺子等科，并不常常停止。秀才，在唐初要求很高，唐太宗贞观年间规定，凡被保举应秀才科而未能当选者，其地点州的长官要受处罚。因为提拔严格，以是招考者很少。高宗永徽二年（公元651年），曾一度停止秀才科。厥后固然规复，但主持测验的人，因为此科久废，不肯登科。因此明经、进士两科就成为唐朝常科的首要科目。
（三）俸料。唐朝官员的俸料制是唐高宗永徽元年（公元650年）制定的。所谓俸料，包含月俸、食料、杂用，职事官又有防閤或庶仆（一品至五品有防閤。一品防閤96人；六品至九品有庶仆，六品有庶仆15人）。这套内容庞大的俸料制，至唐玄宗时才合为一项。《新唐书·食货志五》说：“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令百官防閤、庶仆俸食杂用以月给之，总称月俸”。唐朝官员的俸料法定额数与实际支出常常不同很大，这在处所官特别为甚。其俸钱的来源有几个方面，或以公廨钱充，或以户税充，或以青苗钱充等等。
其应诏而举者，多达二千人，少犹不减千人，所收百才有一。明经科得第，每年有1、二百人，而进士科得第的，偶然只要几人，最多也不过3、四十人。以是，当时传播着如许的说法：“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可见在唐朝众科中，最贵重是进士科，以是王定保《唐摭言·散序进士》说：
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
至于赋税毕集、判定不滞、户口无逃散、田亩守常额，差科均平、廨宇润色、馆驿如法、门路开通，如此之类，皆是平常职分，分歧计课。
唐皇朝对提拔人才非常正视，谨防弄虚作假，挟带舞弊，每逢科考，兵卫森严，防患备至。举人入场典礼，也极其昌大。《通典·推举三》说：
所谓“考课”，包含着两种意义：一是考，就是考查自中心至处所各级官吏在其任职期间履行国度法律的详细表示；二是课，就是遵循国度的行政打算停止督课。总的说，考课就是国度遵循所公布的法律和行政法则，在必然的年限内，对各级官吏停止考核，并依其分歧表示，辨别分歧品级，予以起落奖惩。以是考课轨制又与官吏的铨选任用有着紧密的联络。在封建社会里，考课轨制各个朝代都有其分歧的特性——或详或略，或严或驰。唐朝的考课已构成一个比较完整的政治轨制了。
中正魏置……北齐郡县皆有之……隋初有，后罢而有州都。
计当进而参有下考者，以一中上覆一中下，以一高低覆二中下。上中以上，虽有下考，从上第。有下下考者，解任。凡制敕不便，有执奏者，进其考。
进士科，始于隋大业中，盛于贞观，缙绅位极人臣，
一千多年前的唐朝，在行政办理上能建立起一套如此周到而又完美的考课轨制，这是社会汗青生长和中心集权加强的成果。但是，周到的考课轨制并不能从底子上处理封建吏治日趋**的痼疾，加以在履行中弊端百出，到中晚唐期间，藩镇盘据，各占一方，考课轨制也就很难在天下范围内当真履行了。但是，唐王朝所制定的这套考查官吏的轨制，明天，还能给我们以启迪。
（一）禄米。《新唐书·食货志五》云：“武德元年（公元618年），文武官给禄，颇减隋制，一品七百石，从一品六百石，二品五百石，从二品四百六十石……”递至从九品为30石，都是每年供应一次，外官无禄。至贞观初年，中书舍人高季辅建言：“外官卑品贫匮，宜给禄养亲。”而后，规定外官比京官低一等给禄，一品以50石为一等，二品三品以30石为一等，四品、五品以20石为一等，六品、七品以5石为一等，八品、九品以2石5斗为一等。若无粟则以盐代禄。别的，百官在年关考核中获得上考者，可获得奖禄一季或一年。
从上文能够看出对百官的政绩评定品级与起落奖惩有密切的干系。
总之，自魏晋以来所形成门阀的九品中正制，至唐朝才完整拔除。因为隋唐实施科举制，普通有才学的人，才有登阶仕进的机遇，也能够与世族官吏通婚攀亲。因而，家世之风随之式微。门阀世族的式微，非贵族出身的新兴地主阶层的鼓起，朱门世族在政治上独占上风的职位便开端摆荡，“九品中正”制天然也随之垮台了。以是，依托测验成绩，不靠家世的科举轨制才应运而起。“九品中正”制是以家世取人，取人大权把握在大小中帮手中，而科举轨制是以学业取人，取人大权把握在天子手中。科举轨制的建立，可谓中古社会政治上的一大窜改，这类提拔官吏的体例，多为后代因循。我们以为，科举轨制一方面是统治阶层提拔官吏轨制的一猛进步，同时也是封建**当局樊笼知识分子，使他们变成书白痴的一种手腕。
一最四善为上上；一最三善为上中；一最二善为上
唐王朝建立以后，持续实施科举取士，并把这一轨制更加完美起来。唐朝选官科目有常科和制科两种。
一曰献可替否，拾遗补阙，为近侍之最；二曰铨衡人物，擢尽才良，为选司之最；三曰扬清激浊，批驳必当，为考校之最；四曰礼法典礼，动合典范，为礼官之最；五曰乐律克谐，不失节拍，为乐官之最；六曰定夺不滞，与夺公道，为判事之最；七曰部统有方，警守无失，为宿卫之最；八曰兵士集结，戎装充备，为督领之最；九曰推鞫得情，处断平允，为法官之最；十曰雠校精审，明于改定，为校订之最；十一曰承旨敷奏，吐纳明敏，为宣纳之最；十二曰训导有方，生徒充业，为学官之最；十三曰奖惩严明，攻战必胜，为将师（师当作帅，《百官志》作“军将”）之最；十四曰礼节兴行，清除所部，为政教之最；十五曰详录典正，词理兼举，为文理之最；十六曰访察精审，弹举必当，为改正之最；十七曰明于勘覆，稽失无隐，为句检之最；十八曰职事脩理，供承强济，为监掌之最；十九曰功课皆充，丁匠无怨，为役使之最；二十曰耕耨以时，收成剩（《百官志》作“成”）课，为屯官之最；二十一曰谨于盖藏，明于出纳，为堆栈之最；二十二曰推步盈虚，究理紧密，为历官之最；二十三曰占候医卜，效验居多（《百官志》作“多者”），为方术之最；二十四曰讥察（《百官志》作“查察”）有方，行旅无壅，为关津之最；二十五曰市■不扰（《百官志》作“市廛弗扰”），奸滥不可，为市司之最；二十六曰牧养肥硕，蕃息孳多，为牧官之最；二十七
隋朝同一中国今后，曾一度实施“九品中正”制。因为隋文帝杨坚的父亲名忠，为了避讳，将中正改名州都。《通典·职官》说：
自京师郡县，皆有学焉，每岁仲冬，郡县馆监，课试其成者……而与计偕，其不在馆学而举者，谓之乡贡。旧令诸郡，虽1、2、三人之限（上郡岁三人，中郡二人，下郡一人）而实无常数，到尚书省，始由户部籍阅，而关于考功课试，可者为第。
明经、进士两科，最后只是试策，测验的内容是经义或者是时势。太宗贞观八年（公元634年），进士科加试读经史一部。高宗调露二年（公元680年），进士科加试帖经。永隆二年（公元681年），明经加试帖经，进士加试杂文。这类测验体例，侧重帖经，士子死记硬背，毫无实际意义。至玄宗时，又规定加试诗赋，据《新唐书·杨绾传》载：
文武科士人颠末复试合格后，按例别离赐与凭照，谓之“告身”。这类“凭照”犹现在之成分证。《通典·推举三》说：
由此看出，唐朝对官吏考课的目标是为了选贤任能，奖善罚恶，裁汰贪懦，廓清吏治，使官僚步队更合适于封建统治的需求。是以，凡在考课时，列于中等以上的官吏，在政治上能够升官，在经济上能够加禄；反之，若列于中等以下的官吏，就要升级罚禄，情节严峻的，乃至要遭到罢官的处罚。这些奖惩规定，据《大唐六典·尚书吏部》考功郎中条说：
所谓“四善”，简朴说就是德、慎、公、勤四个字。这四条是对各种官吏共同的品德要求。四善以外，另有“二十七最”，则是针对各个部分的详细事情而规定的分歧要求，这主如果对各种官吏才气方面的考查。这“二十七最”据《大唐六典·吏部·考功郎中》的记录是：
曰边疆清除（《百官志》作“清肃”），城隍脩理，为镇防之最。在停止考课时，考官便按照这“四善二十七最”的标准，把被考人的考成好坏和所得的善最多少，辨别为九等。其详细分等体例，据《新唐书·百官志一》所载：
下；无最而有二善为中上；无最而有一善为中中；职事精理，善最不闻，为中下；爱憎任情，处断乖理，为下上；背公向私，职务废阙，为下中；居官谄诈，贪浊有状，为下下。
隋唐的科举制是提拔官吏的首要体例，共同着这类提拔体例，唐王朝又对官吏的功过、操行和才气规定了一套考核轨制，这便是考课。
《新唐书·百官志一》亦记录：
唐朝取士，不但看测验成绩，还要有着名流士的保举。是以，考生纷繁驰驱于名公巨卿之门，向他们“投献”本身的代表作，称为“投卷”。若直接向礼部投献的，称为“公卷”，向达官朱紫们投献的，称为“行卷”。投献的作品，有诗、有文、也有表示史才、诗笔、群情的小说。投卷的体例使一些确有才气的人得以闪现头角。据《唐摭言·公荐》记录，牛僧孺以《说乐》获得韩愈、皇甫湜的赏识，杜牧因《阿房宫赋》遭到吴武陵的保举。但是，欺世盗名，弄虚作假者，也不乏其人。中唐今后，投卷多并且滥，弊端百出，一些主考官不得不规定投卷的数量，投卷完整流于情势。
其择人有四事：一曰“身”（取其体貌丰伟）；二曰“言”（取其言词辨正）；三曰书（取其楷法遒美）；四曰“判”（取其文理尤长）……始集而试，观其书判，已试而“铨”，察其身言；已铨而注，询其便当而拟其官；已注而“唱”示之，不厌者，得反通其辞。……三唱而不厌，听冬集。
各赐与符，而印其上，谓之“告身”，其文曰“尚书吏部告身之印”。自出身之人，至于公卿皆给之。武官则受于兵部。
唐朝对官吏的考课，有必然的标准和详细的内容。尚书省各司每年都需在本职规定的范围内，把处所州县的州牧、刺史、县令的治绩（诸如殊功异行、灾蝗吉祥、户口赋役增减以及盗贼多少等环境）报送考功司。中心又调派监察御史和特遣的梭巡使、存抚使平分道查访，于每年玄月三旬日之前将被考职员的状况写出，报考功司。这些质料都作为考功司决定品级或起落奖惩的参考根据。最后的复考由考校使和尚书省的考功郎中、员外郎共同卖力。核定后，由考校使劈面向会合于都省的京官和处所各州的朝集使宣布。定考今后，中心和处所各机构的长官还要将被考人的名牒、品级公开张挂于门上三天。县一级被考官吏的名牒送到州后，于当天下达到县，公布如前。如果所定品级有不当之处，被考人能够报告。经必然的复查手续，若合适究竟，可重新变动考第；若分歧适究竟，则降落被考人的考第以示奖惩。考定今后，发给考牒，作为凭据。
天宝十三载（公元754年），玄宗御勤政楼，试博通坟典，洞晓玄经、辞藻宏华、军谋出众等举人……取词采宏丽外，别试诗赋各一首。
魏晋今后，诸州皆置大中正，以鉴别流品，隋时避杨忠讳，改成州都，而去中正之名。
唐朝初年，常科测验是由尚书省之吏部考功员外郎（从六品上）主持的，《通典·推举三注》说：“武德旧制，以考功郎中监试贡举，贞观今后，则考功员外郎专掌之”。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考功员外郎李昂因诽谤进士李权的文章，大受李权的唾骂。因为产生这个事件，朝官群情纷繁，都以为由郎官主持考场，职位太低，声望不高。因而，玄宗决定把主考权移给礼部，由礼部侍郎（正四品下）主持。而后，历代因循不改。
唐五代的选官轨制
另一条路子是颠末处所长官如节度使、察看使等的荐引，先作他们的幕僚，然后才由中心当局授予官职。
但是，两科测验内容各有侧重，大略是：进士重诗赋，明经重帖经墨义。因为帖经墨义只要能熟读经传及其注释便可登第，而诗赋则需求具有文学才气。同时，登科的名额明经又比进士多很多，《通典·推举三》说：
别的，唐朝还另有一种特制推举，四年一次，称为“南选”。《通典·推举三》说：
贞观初，岁定京官望高者二人，分校京官、外官考，给事中、中书舍人各一人莅之，号监中外官考使。考功郎中判京官考，员外郎判外官考。厥后屡置监考，校考，知考使。自太宗定下这类轨制后，终唐一代，根基上没有多大窜改。这类考课事情，按规定必在岁终完成。这是为次年官员的选授供应根据。但在此前，中心的省、台、寺、监以及处所州郡各级机构的长官，先要对被考的部属职员停止品德才气的评定，并把他们当年的功过德才登上簿状，作为档案质料。其品级：流内官分九等，流外官分四等。定等以后，各机构的长官再调集被考人劈面宣读考核定见（被考人可对其考语提出贰言），通过后，注入簿册。至此，算是初审。接着，中心和处所各级机构遵循规定日期（京官限玄月十三日，外官限十月二十五日之前）把被考者的簿状送报尚书省。与此同时，尚书省又把部属各司和各道监察官所汇集到的有关官员的考课质料一并汇总，交考功司作为考校时的参考。
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期间，中心集权制进一步加强，对官吏的挑选和考查也更加正视，据《资治通鉴》卷194的记录，唐太宗说过：“为官择人，唯才是与，苟或鄙人，虽亲不消”。他对统统官员非论职位凹凸，每年都需颠末必然的考课，称为小考。每隔三年（偶然也有四年或五年），又停止一次大考。小考评定被考者的品级；大考则综合三年（或四年、五年）中的品级以决定起落奖惩。这项严厉而沉重的事情是由尚书省的吏部主管。吏部下下有考功司，这个司就是专门卖力考课官吏的机构。在考功司中设有郎中、员外郎各1人，考功郎中品秩从五品上，卖力京官考课；考功员外郎从六品上，卖力外官考课。因为他们的品秩较低，只能卖力四品以下官吏的考课，对三品以上的大臣，必须报呈天子亲身讯断。为加强考课事情的严厉性和权威性，唐制还规定由大臣两人担负考校使，分校京官、外官的考课。又规定，由门下省的给事中和中书省的中书舍人别离监察考课的停止，称为监考使。这类轨制在贞观初期就已经建立了。《新唐书·百官志一》说：
专勤谨慎，宿卫如法，便习弓马者为上，番期不违，职掌无失，虽解弓马，非是灼然者为中，违番不上，数有犯失，好请私假，不习弓马者为下。
自南北朝末年，士族门阀轨制已经走向式微。关陇地区的士族门阀权势，本来就不象南朝和山东地区那样根深蒂固。北周官员的升迁已经不全凭家世门资。跟着同一的封建中心集权国度的重修，地主阶层要求扩大它的统治根本，与士族门阀轨制密切联络的九品中正制再也不能适应封建国度的需求了。隋文帝即位后，多次命令收罗才气之士。《隋书·高帝纪》载：“开皇七年（公元587年）正月……制诸州岁贡三人”。开皇十八年（公元598年）七月又“诏京官五品以上，总管、刺史，以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二科举人。”1当时，代理吏部尚书的卢恺、侍郎薛道衡对峙以家世凹凸作为选用人才的标准，成果是“潜愬纷繁”，卢、薛两人都遭到了“除名”的处罚2。文帝对峙荐举轨制，直到他临死的前一年，还下了一道圣旨：“令州县搜扬贤哲，皆取明知古今，通识治乱，究政教之本，达礼乐之源。不限多少，不得不举。”到了炀帝设置进士科，才正式构成了科举轨制。当时的科举大抵有两种环境：一类属于临时的特科，相称于唐朝的制科，如炀帝大业三年（公元607年）四月，诏文武有职事者，以孝悌有闻、德行浑厚、节义可称、操履洁净、强毅朴重、执宪不挠、学业优敏、文才秀美、才堪将略、体力骁壮十科举人。大业五年（公元609年）六月，又诏诸郡“以学业该通，才艺优洽；体力骁壮、超绝等伦；在官勤慎、堪理政事；立性朴重、不避强御四科举人。”3这里的“十科举人”、“四科举人”都只是临时下诏，偶一行之，并没有成为一种轨制；另一类是常设科目，有秀才、明经、进士科。最后只设秀才、明经两科。秀才先试策，并加杂文。如开皇十五年（公元595年），杜正玄投考秀才科，当时杂文测验很难。那年的题目是拟作《司马相如上林赋》、《王褒圣主得贤臣颂》、《班固燕然山铭》、《白鹦鹉赋》。开皇十六年（公元596年）的考题是拟作《贾谊过秦论》及《尚书·汤誓》、《匠人箴》、《几赋》等。当时秀才科的登科标准很高，每次测验落第的人很少，几近成为虚悬的科目。厥后又增置了进士科，只试策，不考杂文，增加了登科的人数。明经科只考《九经》、或帖经或问经义，落第的人数较多。隋朝的刘焯、王贞、杜正玄、杜正藏、许敬宗等，都是秀才出身；房玄龄、侯君素、孙伏伽、杨纂等，都是进士出身；孔颖达、韦云起等，都是明经出身。以“试策”取士，在中国选官史上揭开了新的一页。科举轨制今后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