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蟠虎踞，东南形胜——东南（上）
魏晋南北朝期间，南北两边对峙于江淮之间，寿chūn挡南北之冲，为南北两边争夺的急所。司马睿初定江东，应詹即建议说：“寿chūn，一方之会，去此不远，宜选都督有文武经略者，远以振河洛之情势，近觉得徐豫之藩镇。绥集流散，令人有攸依，专委农功，令事有所局。”[注：《晋书》卷二十六食货志]东晋安身江东，但仍以光复中原为号令，故运营寿chūn，以守而言，可为淮西重镇，以进取而言，可与中原情势相照应，且两淮间为流民所集，调集安抚，意义亦大。晋太和四年（369年），豫州刺史袁真据寿chūn降前燕，前燕、前秦同时出兵救济，晋大司马桓温率军击破前秦援兵，攻破寿chūn，光复寿chūn。时参军伏滔随恒温至寿阳，以淮南屡叛，遂著《正淮论》言寿chūn之首要曰：“彼寿阳者，南引荆汝之利，东连三吴之富；北接梁宋，平途不过七百；西援陈许，水陆不****里；外有江湖之阻，内有淮淝之固。龙泉之陂，良田万顷，舒、六之贡，利尽蛮越。”[注：《晋书》卷九十二伏滔传]苻坚伐晋，前锋已拔寿阳，但就在寿阳四周的淝水，谢玄所率晋军击破前秦军队，光复寿阳，前秦经此一败，顿成崩溃之势。东晋末，刘裕“yù开辟河南，绥定豫土，割扬州大江以西、大雷以北悉属豫州。”[注：《晋书》卷十四地理志上]侨立豫州，治寿阳，作为北伐中原的一个进步基地。王镇恶、檀道济趋许洛之师即由此解缆。刘宋期间，不管是北伐还是北伐失利后清算残局，寿阳都显现出了它作为淮西一方重镇的职位。萧道成代宋自主，北魏即出兵来攻，寿阳是其主攻方向之一。萧道成以垣崇祖为豫州刺史，镇寿阳，他对垣崇祖说：“吾新得天下，索虏必以纳刘昶为辞，侵犯边鄙。寿chūn当虏之冲，非卿无以制此虏也”[注：《资治通鉴》卷一百三十五齐纪一]萧齐末年，豫州刺史裴叔业以寿chūn降北魏，北魏出兵策应，寿阳并淮南之地遂入于北魏。梁趁北魏内哄，光复寿阳及淮南之地，“侯景之乱”时，东、西魏趁利南进，寿阳及淮南之地又入于东魏。陈太建五年（573年），吴明彻北伐，光复寿阳，陈主为之下诏曰：“寿chūn者，古之都会，襟带淮、汝，控引河、洛，得之者安，是称关键。”[注：《陈书》卷九吴明彻传]吴明彻兵败后，寿阳连同全部淮南又被北周攻占，陈人不得不凭江而守，情势极其倒霉。
对于南北对峙情势下的东南政权而言，北伐老是一面旗号，一面能够用以清算民气、整合南边社会的旗号。
邳州（今邳县）可谓对徐州职位的一种弥补。邳州也在淮泗水运线上，北近齐鲁，南蔽江淮，为南北水陆交通的一大抵冲。从淮安自泗口入泗水，逆泗水而上，至邳州，自邳州向西北沿泗水上行可至彭城而趋中原；自邳州向东北，正对沂水河谷，可趋山东。邳州与淮安俱为淮北与淮南的首要衔接点。南边争淮北、北方争淮南，都必争邳州。刘裕北伐南燕，舟师自淮入泗，至下邳（今邳县）后，留船舰步行而进；灭南燕后，又yù“留镇下邳，运营司、雍”；卢循东下建康，刘裕还师，兵至下邳，以船载辎重，自率jīng锐步骑归建康。刘宋泰始年间，徐州刺史薛安都以彭城降北魏。北魏尉元运营彭城，曾上表请经略下邳、淮阳等地以挫宋军：“若宋人向彭城，必由清泗过宿预，历下邳；趋青州，路亦由下邳入沂水，经东安，此数者皆宋人用师之要，今若先定下邳、平宿预、镇淮阳、戍东安，则青、冀诸镇可不攻自克。”[注：《魏书》卷五十尉元传]沈攸之沿泗水北进，试图光复彭城，鄙人邳四周的清雎？口被北魏击败，淮北诸州遂不成复问。陈趁北方内哄遣吴明彻北伐，下邳一带又成为争夺的要点。五代初，淮南盘据，对抗中原，邳、徐一带控淮泗之路，为南北争夺的要点。朱温以争邳、徐而阻杨行密，后周则以取邳、徐而逼南唐。
东晋、南宋南迁之初，北方为少数民族所占，中原板荡，百姓流浪，人无定志。南迁的政官僚清算局面，稳定民气，凭的是中原文明的保全者和中国传统政治中的正朔地点这么一个身份。但他们又都是在一种特别的背景下清算局面的。东晋、南宋南迁之前，西晋、北宋政权都是被北方少数民族政权毁灭。东晋的建立者司马睿、南宋的建立者赵构都是以宗室藩王的身份重修社稷的。这就是说，南迁到东南的政权并不是中原政权的原班迁徙。如许，新建立的政官僚出来整合被打击得支离破裂的社会布局、社会次序，对于本身的政权作为“正朔”和中原文明的保全者这么一个身份尤须加以夸大。
燕徙政权带有上述的那些上风，但燕徙政权本身又是为劲敌所逼、被迫迁徙的产品，故不免有偏安和不思进取的特xìng。汗青上，安身东南的政权多以北伐、光复中原为标语，但真正北伐胜利的却极少。安身东南的政权大多能同一江南半壁江山，与北方构成南北对峙的局面，而很少能同一天下（仅明朝朱元璋为一例外），便跟燕徙政权的这类特xìng有关。
彭城为淮北底子。彭城四周众水堆积。泗水从彭城四周流过。泗水向西北上溯，开巨野泽可入黄河，南流途中又汇纳汴水、雎？水等河道。隋之前，汴水在彭城四周汇入泗水。刘裕灭后秦以后南归，舟师自渭入河，又开汴渠，自河入汴，遂归彭城。雎？水则在邳州（今邳县）四周汇入泗水，雎？水入泗水之口曰雎？清口。沈攸之攻彭城倒霉，即败于雎？清口。
历阳即今之和县。自淮西方向南下趋建康，必经历阳。寿chūn、凤阳以南，巢湖当其冲要；巢湖以西，地形庞大，倒霉雄师穿行；巢湖以东，山丘和河道较少，利于雄师通行，北方权势南下，多出此途。历阳当此冲要。顾祖禹言：“自昔国于东南，何尝不以历阳为襟要；有事江南者，由寿阳、历阳来者十之七。”[注：《读史方舆记要》卷二十九江南十一]南宋吕祉亦言：“历阳，建康、姑孰之流派。未有历阳多故而江东得以安枕者。”[注：吕祉《东南戍守方便》之江淮表里论]孙策据江东，由历阳渡江。西晋灭吴，使王浑出历阳，渡横江。东晋时，苏峻亦由历阳渡横江，袭姑孰而下建康。后赵石虎掠淮南，游骑径抵历阳，江南戒严。梁末侯景兵变，起自寿阳，并有历阳，再出横江而渡采石，遂入建康。隋灭陈之战中，庐州总管韩擒虎由庐州趋历阳，出横江而渡采石。宋金对峙，金兵南下，也常常径抵历阳。明初朱元璋取江南，也由历阳渡江，克采石、下承平（姑孰）。
从东晋南朝到南宋，南北对峙情势下的东南政权，停止过多次北伐。如祖逖北伐（320年）、褚裒北伐（349年）、殷浩北伐（353年）、恒温北伐（354年、356年、369年）、谢万北伐（359年）、谢玄北伐（384年）、刘裕北伐（400年、416年）、刘宋元嘉北伐（430年、450年、452年）。萧衍北伐（505年）、吴明彻北伐（573年、577年）、南宋张浚北伐（1136年）、岳飞北伐（1140年）、端平北伐（1234年）等等。从这些频繁建议的北伐中，能够折shè出一些政治上的题目。
东南政权既然大多是燕徙政权，他们在北方少数民族占据北方地区以后，多数能整合南边社会，同一江南半壁江山。在他们整合南边社会的过程中，北伐、光复中原凡是是其清算民气的一面旗号。
桓温北伐应当说是获得了必然的影响。但桓温北伐的企图，并不全在光复北方。他兵临灞上却不采王猛之议径攻长安，进抵枋头而不采郗超之议直趋邺城，今后中似可窥见他虽专兵在外却意在建康的枭大志态。恰是这类枭大志态毛病了他北伐成绩的进一步获得。桓温耐久专擅上游，遥制朝廷，虽王、谢大族亦没法予以裁制。
与东晋、南朝及南宋等燕徙政权比拟，明初朱元璋的北伐才是真正完整的北伐。朱元璋固然也是起自东南，但其政权的根本并无上述燕徙政权的各种特xìng，并不需求拿北伐作为安宁内部的招牌，北伐的目标就是要摈除鞑靼，规复汉人的天下。故其北伐才是真正完整的北伐，也正因为完整，其北伐才获得了终究的胜利。
东晋前期，皇权旁落，门阀政治比较典范。王、庾、桓、谢等大族前后执掌朝政，几个首要的大族相互管束，又相互维系，从而使这类政出多门的局面得以保持。这类局面毛病了封建统治次序的全面建立；也毛病江南社会的全面整合，以是，东晋前期的北伐如祖逖、褚裒、殷浩、谢万、谢玄北伐时，南边社会整合程度远远不敷，管束北伐的身分很多，是以未能获得大的成绩。
三南边的北伐
南宋吕祉给宋廷上《东南戍守方便》，特著“建康底子论”、“江流高低论”、“江淮表里论”三论，建议：立都建康觉得兴王之基；屯兵江陵、襄阳、武昌、九江以固高低流之势；守江以治内，备淮以治外，表淮而里江，如此则中原可复。
全部东南的防备格式是一个以长江和淮河为依托的多层次的防备体系。
东晋隆安三年（399年），北魏灭后燕，后燕慕容德率余部南走，谋先据一方，作为按照地，部下张华建议攻取彭城，尚书潘聪则力陈彭城乃晋之重镇，争之不易，他说：“彭城土广人稀，平夷无险，且晋之旧镇，未易可取，又密迩江淮，夏秋多水，乘舟而战者，吴人之所长，我之所短也。不如取广固而据之。”[注：《资治通鉴》卷一百一十一晋纪三十三]潘聪是看到了彭城对于东晋的意义，才得出“未易可取”的结论。刘裕和刘义隆都曾以彭城作为北伐的基地。刘裕北伐后秦，即以彭城为其进步基地；刘裕以北伐之功先掉队爵宋公、宋王，彭城是其封地的都城。刘宋元嘉北伐，彭城也是作为北伐的进步基地。元嘉七年北伐时，长沙王刘义欣出镇彭城，为众军援助；元嘉二十七年北伐前夕，王玄谟为彭城太守，进策经略中原，上表曰：“彭城要兼水陆，请以皇子抚临州事。”[注：《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五宋纪七]刘义隆遂以第三子刘骏为徐州刺史，镇彭城，为北伐作筹办。在此次北伐失利后，刘骏与江夏王刘义恭死守彭城，北魏南下，未敢轻攻彭城。
（一）长江防地
彭城可说是四战之地，为历代兵家所必争。彭城在楚汉之际曾为西楚霸王项羽之都。东汉末年军阀混战之际，徐州乃纷争之地，陶谦、刘备、吕布、曹cāo都曾力图徐州。孙权一度也想攻取徐州，但吕蒙以徐州“阵势陆通，骁骑所骋”，且地近许洛，虽攻取之，rì后曹cāo也必尽力来争，不如剿袭荆州，全据长江。[注：《资治通鉴》卷六十三汉纪五十五]
南北两边可谓各有所长，各有千秋。鉴于中原地区的气候和地形上的特性，南北两边在天时和天时上都可谓利弊半参。利于南边者倒霉于北方，利于北方者倒霉于南边。两边都有机遇阐扬本身的好处，操纵对方的弊端。
的确，北伐中原，摈除胡人，光复古疆，重返故乡，对于奋发社会民气是很有号令力的，这也是北伐能够操纵的一项jīng神资本。王导在渡江士人们新亭对泣之时“当共戮力王室，光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泣邪！”[注：《晋书》卷六十五王导传]之语，多么感励民气！岳飞“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的壮言，又是多么慷慨激昂！
盱眙为淮东一方重镇。盱眙在秦末一度是楚怀王的都城。东晋时，羌人姚襄在淮南击破殷浩之军，进屯盱眙，晋廷不能制。东晋太元三年（378年），前秦将领俱难等攻陷盱眙，直到淝水之战后，东晋才光复盱眙；义熙年间，晋廷置盱眙为郡，刘宋时因之。刘宋元嘉二十七年（450年）北伐失利时，盱眙太守沈璞以盱眙地处冲要，乃缮城浚隍，积材谷，储矢石，为城守之备；北魏南进时，淮河一带郡县守宰多弃城逃脱，沈璞死守盱眙；辅国将军臧质军溃后，亦率余部入盱眙，二人合力死守盱眙，魏主拓跋焘自瓜步北撤途中，亲身批示强攻盱眙三十余rì而未能破城，只得烧攻城器具而走，显现出盱眙在淮东地区确为一方重镇。北魏退去后不久，刘义隆即以其弟刘义恭为南兖州刺史、骠骑将军，都督十三州诸军事，移镇盱眙，以重振江淮地区残破的防备体系。次年，刘宋撒南兖州并入南徐州，另置淮南都督，驻盱眙，初创屯田，应接远近。
涡河为中原与江淮间的又一条首要交通线。涡河与淮河的交汇口曰涡口。凤阳正对涡口，挡涡河之冲。南北对峙之际，凤阳与寿chūn俱为淮西重镇。凤阳在南北朝时为钟离郡。南朝刘宋失淮北诸州以后，只得凭淮河而守，钟离正档自许洛方向南下之冲，北魏每次南下，钟离都是其主攻方向之一。梁末，钟离与寿chūn俱入于东魏。宋金对峙，金人立刘豫于中原，yù以华制华。宋绍兴六年（1136年），刘豫侵淮西，朝议yù弃淮保江。枢密使张浚力反之，说：“淮南诸屯，以是樊篱大江；使贼得淮南，因粮就运，觉得家计，则长江之险与敌共有，江南未可保也。淮东宜于盱眙屯驻，以扼清河上流；淮西宜于濠、寿屯驻，以扼涡、颖运道。”[注：《续资治通鉴》卷一一七]濠州即凤阳。濠、寿二州别离控扼涡、颖二口，为扼守淮河的关头。绍兴十一年（1141年），张浚、刘琦、杨沂中三大将之兵败于濠州，宋廷遂决计媾和。
姑孰即今之当涂，地处建康上游，控御采石和东梁山二处险要，翼蔽建康。东晋南朝侨立豫州（或南豫州）于此，号为南州，与北府京口、西府历阳一道拱卫建康。顾祖禹称姑孰“控据江山，密迩畿邑，自上游来者，则梁山当其关键；自横江渡者，则采石扼其咽喉。金陵有事，姑孰为必争之地。”[注：《读史方舆记要》卷二十七江南九]东晋初，王敦专擅朝政，自上游移镇姑孰；桓氏以荆州上游东逼建康，恒温、桓冲前后移豫州镇姑孰。刘宋元嘉末年，武陵王刘骏讨刘劭，兵至南州（即姑孰）而降者相属。因为，据姑孰即已夺梁山之险，撤掉了建康上游最后的樊篱。梁山即东梁山，在姑孰西南三十里，挡建康上游陆路冲要。刘宋孝建元年（554年），刘义宣，臧质在上游起兵，东下建康，朝廷遣柳元景、王玄谟等将拒之，叛军兵至芜湖，臧质建议义宣说：“今若以万人取南州，则梁山中绝；万人缀梁山，则玄谟必不敢动；下官中流鼓棹，直趋石头，此上策也。”[注：《宋书》卷七十四臧质传]义宣未用，而尽锐攻梁山，为王玄谟等所败。齐永元元年（499年），陈显达据江州起兵，齐东昏侯遣将军胡松扼梁山以拒之。梁末，北齐萧轨与梁降将徐嗣徽等合兵攻梁山，陈霸先立栅扼梁山以拒之。梁山与采石共扼建康上游水陆两路，为建康上游最后的樊篱。
南边在淮河一线也置列有一系列重镇，以扼淮河支流与淮河的交汇口。在淮西，主如果寿chūn（今寿县）和钟离（今凤阳），在淮东，主如果山阳（今淮安）和盱眙。
广陵即今之扬州，为淮东底子，翼蔽长江。北不得广陵，则无以渡瓜洲；南不得广陵，则无以争淮北。大运河开通今后，广陵扼长江与运河的交汇口，职位更加首要。西汉时，广陵为吴之都城，吴王刘濞据此，煮海为盐，铸山为铜，国用敷裕，遂招天下逃亡之徒以反汉。三国时，广陵为曹魏统统，曹魏黄初五年（224年），魏主曹丕亲率水军自寿chūn至广陵，yù攻江东；孙权屡争广陵而不得，故其在淮南边向的北伐屡出而无成，终究只得以长江为守。东晋时，广陵为侨立兖州的治所，刘宋因循之。元嘉二十七年北伐，征发民丁，沿江数郡之兵俱集于广陵。孝建年间，竟陵王刘诞受孝武帝猜忌，出镇广陵，刘诞遂营广陵城垣以自固，孝武帝发大兵攻之，始克。梁末“侯景之乱”中，东魏趁利南侵，江北之地尽入东魏，广陵亦为北方统统。隋同一北方，谋并江南，先以扬州总管贺若弼镇广陵；平陈之战中，贺若弼率先度太长江，攻占京口，从右翼包抄建康。隋同一天下，为加强南北联络，开凿大运河，大运河在广陵四周汇入长江。隋炀帝废州置郡，以广陵为江都郡，常常临幸。隋末天下大乱，江都为李子通所据，李子通据江都称帝，国号吴。唐末藩镇盘据，庐州刺史杨行密入据广陵，自称淮南留后，尽略淮南之地，建国吴，跨有江淮二十七州。吴后为南唐所代，南唐定都金陵，而以江都为东都。后周显德三年（956年），后周与南唐苦战于淮南，后周军乘虚袭占扬州，次年，南唐主请和，尽献江北之地，南唐国势遂弱。南宋定都临安，江淮防地当临安之北，金兵南下，必向两淮。扬州为淮东底子，赵范所谓“扬州者，国之北门，一以统淮，一以蔽江，一以守运河，皆不成无备。”[注：《读史方舆记要》卷二十三江南五]元军冲破荆襄防地，东下临安，两淮犹为南宋所守，李庭芝扼守扬州。文天祥犹寄但愿于两淮，建议宋廷分境内为四镇，将淮西并入淮东，建阃于扬州，截击元军以后，以图规复国势，未果。明初定都金陵，扬州之与金陵，情势又几同于东晋南朝，后虽迁都于běi jīng，但南北二京之间的联络、江南财赋的转输，都须藉大运河，而扬州扼运河之咽喉，其首要xìng自不待言。
集南边之所父老无如东南。东南地处亚热带，雨水较多，河道纵横。长江、淮河呈东西向流过，横亘在南北之间，再加上它们的支流，遂构成一个麋集的江河水网，足以缓冲北方铁骑的打击力。从反对北方铁骑的冲力上来讲，长江确是难以超越的通途。南边能够操纵这些江河水道，修建军事据点，扼守一些首要的通道，阐扬本身水战和守城战的特长。在全部南边地区，没有哪个地区能象东南如许有这么多的江河水道能够操纵。别的，南边雨季湿热，北方人、畜皆不适应。如许，北方权势若超出淮河持续向南深切，便会晤临气候和环境上的庞大困难，而发明本身堕入了弃其所长、就其所短的倒霉地步。
唐朝藩镇盘据时，淄青节度使李正己遣兵扼徐州甬桥（今安徽宿县北符离集）、涡口，一时南北漕运之路断绝，江淮进奉船千余艘泊涡口不敢进。李泌建议唐德宗说：“江淮漕运，以甬桥为咽喉，若失徐州，是失江淮也。国用何从而至！宜急建重镇于徐州，使运路常通，则江淮安也。”[注：《读史方舆记要》卷二十九江南十一]
出于政治上的需求，以北伐作为整合南边社会的一面旗号，本无足厚非。在北方灭亡，中原板荡之际，北伐的标语对于重修社稷、清算民气、奋发士气、奠定江南立国范围的确具有严峻的意义。此时的北伐实际上具有整合内部和对抗北敌这两重的意义。
五代时，后周世宗征南唐，攻寿州近三年而不能克。厥后南唐寿州守将以望断援绝而降。寿州一降，江北诸州次第流行。宋金对峙时，金兵南下江淮，寿州每为极冲。吕祉言：“淮西，建康之樊篱，寿chūn又淮西之本源也。寿chūn失，则出合肥、据历阳，建康不得安枕矣。”[注：吕祉《东南戍守方便》之江淮表里论]
但是，北伐除了作为旗号外，毕竟还应有本身的内涵。只要一个整合得比较胜利的社会中才气凝集出强大的力量，才会有真正完整的北伐。此时，事权归一，将帅用命，士气奋发，社会构造、社会动员也都通畅有效。
孙绰之言，不管在当时还是在后代，都很有代表xìng。江南燕徙之地，已成“安乐之风”；中原故乡，反成“习乱之乡”。能保有江南“安乐之国”已经非常满足。汗青上，燕徙东南的政权虽多以北伐、光复中原为标语，但真正完整的北伐少，跟燕徙政权的上述特xìng有很大干系。
自晋室南迁，中原士族和百姓纷繁出亡江东，将中本来进的文明和出产技术带入江东，东晋南朝保据江南，对抗北方数百年，燕徙士族是一个首要的稳定xìng身分。跟着女真和蒙古前后入主中原，赵宋王朝再度南迁，东南再次成为中原社会政治文明的聚集之地。流风所披，影响深远。明清及近代，东南人物之盛，令人谛视。
这时，北伐中原、光复古疆便能够作为一面非常有效的旗号。这面旗号能够显现出本身所建立的政权与中原政权之间的内涵联络。这一点对于维系民气、整合内部意义严峻。也就是说，此时打出北伐中原的灯号，对于江南政权内部政治上的意义乃至有过于北伐本身的意义。
山东和荆襄如同东南的两翼，屏护着全部江淮防备体系。山东足以屏护淮泗上游，荆襄足以屏护江汉上游。前人曾言“yù固东南者，必争江汉；yù窥中原者，必得淮泗。有江汉而无淮泗，国必弱；有淮泗而无江汉之上游，国必危。”[注：《读史方舆记要》江南边舆记要序]北据山东以固淮泗上游，西保荆襄以固长江上游，是为保据东南者的最好态势。 .。
但在汗青上，南北对峙情势下的东南政权建议的北伐虽多，真正完整、真正胜利的北伐却很少。如果北伐仅仅只是作为清算民气、整合社会的一面旗号的话，那么，社会整合的程度反过来也会影响北伐本身成绩的获得。只要一个整合得比较胜利的社会中才气凝集出比较强大的力量；相反，社会整合不敷的话，就凝集不出强大的社会力量，也就没法有胜利的和比较完整意义上的北伐。
建立于东南的政权，大多能同一江南半壁江山，而与北方构成南北对峙的局面，这跟东南政权的社会根本也有很大干系。
东汉前期的动乱形成了中国汗青上的第一次流民南迁岑岭，“永嘉之乱”后，中原大族和百姓再次大量南迁。北方流民连续南迁，促进了东南地区经济的生长。到南朝刘宋时，在《禹贡》中被称为“厥田下下”的扬州已闪现出相称繁华的气象。南朝沈约曾论述江南地区经济的繁华，感慨：“江南之为国盛矣！”他奖饰会稽一带“带海傍湖，良畴亦数十万顷，膏腴地盘，亩值一金，（关中的）雩、杜之间，不能比也。”奖饰扬州“有全吴之沃，鱼盐杞梓之利，充仞八方，丝绵布帛之饶，覆衣天下。”[注：《宋书》卷五十四传记第十四“史臣曰”]刘宋大来岁间，扬州人丁密度是别的大州的数倍，仅会稽一郡的人丁即能与当时的荆、江等大州相埒。隋唐期间，东南财赋为关中所倚重，扬州之富庶，常甲天下，当时号为“扬一益二”。隋开大运河、唐治漕运，都有转输东南财赋以供应关中的企图。元、明、清三代定都běi jīng，经济上亦仰仗东南，重新开凿的大运河，转输东南财赋以供应京师。东南江河水道浩繁，交通运输便利，匮乏之物，也易于获得弥补，再加上海运，其交通贸易的范围就更遍及了。这些前提为东南的政治、军事职位供应了经济根本。
二江淮防备体系
这几个层次根基上显现出了南北两边跟着权势消长而表示出的攻守情势。南边强大时，可之前出淮河以北，进取中原；南边衰弱时，则常常退守长江，悲观戍守；南北两边势均力敌时，则常常以淮河一线为对抗的前沿。
南宋期间的北伐则因赵家王朝的偏安特xìng和对统兵将领一贯的猜忌、不信赖而遭到管束。赵宋王朝为能苟安东南，乃至不吝自毁长城，杀掉岳飞如许的名将。
采石即今之采石矶，隔江与横江渡相对，其地突向江心，有比较好的渡江船埠，是当代长江易渡之处。秦始皇巡查东南，即由此处渡江。孙战略取江东，也由此处渡江；后遂建为重镇。西晋灭吴之战中，吴丞相张悌率军至采石，渡江迎战晋军，兵败，晋上游诸军遂长驱直入，直抵建业。晋永嘉元年（307年），陈敏据建业起兵，晋扬州刺史刘机由历阳渡江讨之。东晋咸和三午（327年），苏峻据历阳起兵，率军自横江渡江取采石，东逼建康。咸康元年（335年），后赵石虎率军南下，游骑至历阳，东晋急增戍采石、芜湖、慈湖以备之。梁太清二年（548年），侯景起兵叛梁，自寿阳趋历阳，历阳太守庄铁以城降，并建议侯景说：“宜乘此际速趣建康，可兵不血刃而成大功；若使朝廷徐得为备，表里小安，遣羸兵千人，直据采石，大王虽有jīng甲百万，不能济矣。”[注：《资治通鉴》卷一百六十一梁纪十七]侯景遂自横江渡采石，袭据姑孰，东下建康；先是，临川太守陈昕启凑梁主：“采石急须重镇，王质水军轻弱，恐不能济。”[注：《资治通鉴》卷一百六十一梁纪十七]隋灭陈，韩擒虎兵出庐州，由横江济采石，陷姑孰，从右翼包抄建康；此前，陈将樊毅提示陈主说：“水口、采石，俱是要地，各须锐兵五千、金翅二百，缘江高低，觉得防备。”[注：《资治通鉴》卷一百七十六陈纪十]北宋开宝八年（975年），曹彬率军伐南唐，在采石大败南唐守军，占据采石，然后在采石架设浮桥，策应江北的宋军，宋军遂长驱直入，如履高山。南宋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金主完颜亮南侵，也试图从采石渡江，被虞允文击败。元至正十五年（1355年），朱元璋剿袭和州，筹办进击江南，雄师渡横江，夺占采石，遂据集庆（今南京），初创大明基业。
刘宋泰始年间的内哄中，宋明帝缮后不当，导致徐州刺史薛安都以彭城降北魏。刘宋试图夺回彭城而得逞。而后，北魏主动运营彭城，作为南逼江淮的一个基地。北魏初据彭城，主将尉元上表请运营彭城：“彭城贼之要蕃，不有积粟强守，不成以固，若储粮广戍，虽刘彧师徒悉动，不敢窥觎淮北之地，此天然之势也。”[注：《魏书》卷五十尉元传]北魏太和四年，北魏徐州刺史薛虎子上表：“国度yù取江东，先须积谷彭城。切惟在镇之兵，不减数万，资粮之绢，人十二匹，用度无准，未及代下，不免温饱，公私损费。今徐州良田十万余顷，水陆肥饶，清、汴通流，足以灌溉，若以兵绢市牛，可得万头，兴置屯田，一岁当中，且给官食。半兵芸殖，余兵屯戍，且耕且守，无妨捍边。一年之收，过于十倍之绢，临时之耕，足充数载之食，于后兵资皆贮公库，五稔以后，谷帛俱溢，非止守兵丰饱，亦有吞敌之势。”[注：《资治通鉴》卷一百三十五齐纪一]到陈代时，吴明彻趁北周与北齐相争之机北伐，光复淮南，并试图进争淮北，光复彭城，但他在围攻彭城时，兵败被擒。南朝经略淮北的最后一次机遇也落空了。
上述北伐史实，有一个共同的特xìng，即当政者的北伐企图实际上都在北伐以外。若要进一步穷究的话，又当追溯到全部燕徙政权本身政治上的缺点。燕徙政权本身又是为劲敌所逼、被迫迁徙的产品，故不免有偏安和不思进取的特xìng。能够清算江南半壁江山的局面已经非常满足。这一点在东晋孙绰的上书中表示得比较典范。
祖逖北伐，晋廷并未赐与本色xìng的支撑。而当祖逖方才在河南打下根本，晋廷即派戴渊前去节制。祖逖想到本身“已翦波折，收河南地，而（戴）渊雍容，一旦来统之，意甚怏怏；又闻王敦与刘（隗）、刁（协）构隙，将有内难，知大功不遂，感激病发。”[注：《资治通鉴》卷九十一晋纪十三]不久病死，北伐奇迹前功尽弃。褚裒北伐，“朝野皆觉得中原指期可复”，而光禄大夫蔡谟则“独调所亲曰：‘胡灭诚为大庆，然恐更贻朝廷之忧。‘”[注：《资治通鉴》卷九十八晋纪二十]当时各方的企图及相互冲突非三言两语所能透析，但上述史实已足可显现褚裒北伐并没获得江东社会的遍及支撑。
本来，刘裕在晋末秉政的那段时候是全部东晋南朝汗青上南边气力最强、所据地理态势也最好的期间，刘裕北伐本可获得更大的成绩，起码，他已经获得的成绩是可获得进一步稳固的，但因为上述的启事，导致他北伐的成绩打了相称大的扣头。
长江直通东西，延绵数千里，再加上其支流，将一片广宽的地区联络起来。长江上通巴蜀、中经荆襄、东连吴越，高低流之间相互照应，使全部南边地区的情势得以完整。别的，长江本身即阐扬着反对北方铁骑打击的通途感化。魏文帝曹丕南征孙吴，兵至广陵，面对长江，不得不感慨：“魏虽有武骑千群，无所用之，未可图也。”[注：《资治通鉴》卷七十魏纪二]次年，魏主再次大肆伐吴，见江水波澜澎湃，又感慨道：“嗟呼！固天以是限南北也。”[注：《资治通鉴》卷七十魏纪二]两次亲征，都只得引兵退还。苻坚伐晋，觉得本身拥兵百万，“投鞭于江.足以断流”，但终不能越长江而灭晋。
长江之守重在高低相维，淮河之守重在表里照应。
淮河下流首要支流有泗水，泗水亦曰清河。当代泗水自山东南流，经兖州、济宁、徐州、宿迁，在淮安四周汇入淮河。淮河下流河道变迁很大，特别是黄河改道，夺汴、泗等河而入海，故今之泗水、淮河已非当年旧貌。泗水入淮之口曰泗口，亦曰清口、淮口。淮泗水路自古为南北交通要道，西晋王濬攻吴，杜预曾写信鼓励他直捣建康以灭吴，然后，“自江入淮，逾于泗汴，溯河而上，振旅还都，亦绝代一事也。”[注：《资治通鉴》卷八十一晋纪三]按照杜预手札中所提示的线路，王濬海军可由建业？直驶洛阳，可知汴、泗二水藉淮河而连通黄河、长江两大水系应当是比较早的事；桓温、刘裕北伐，都曾开通泗水水道；隋炀帝开大运河，也操纵了汴、泗二水。
京口与采石虽同扼长江渡口，但在唐之前，采石的首要xìng有过于京口。采石四周，江面较窄，京口一带，江面较宽，且京口以北，河湖密布，北骑奔走不易；采石以北，隔淮西而直面中原，敌骑奔走，轻易到达。北骑南来，趋采石较趋京口为易。故前人有言：“古来江南有事，从采石渡者十之九，从京口渡者十之一。”[注：《读史方舆记要》卷十九江南一]别的，采石撤除扼长江渡口外，还与姑孰、东梁山一道起着隔绝上游来敌。屏护建康的感化。唐今后，情势稍有窜改，一方面因为泥沙冲积，瓜洲一带江面稍稍变窄，另一方面，跟着大运河的开凿和政治重心的东移，这里是运河与长江、北方政治重心与南边经济重心联络的衔接地带，因此职位有所上升。
当代东南地区民风劲勇好武，这也是安身东南的政权能够凭恃的前提。《汉书》地理志载东南民风云“吴、越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注：《汉书》卷二十八地理志下]chūn秋时的吴越能与齐晋等中原大国争霸、项羽率八千江东后辈而令秦人丧胆，都得益于东南地区劲勇好武的民风。《隋书》地理志述东南民风，谓淮南一带“人xìng并躁劲，民风果断，包藏祸害，视死如归，战而贵诈，此则其旧风也。自平陈以后，其俗颇变，尚淳质，好俭省，丧纪婚姻，率渐于礼。”京口一带“其人本并习战，号为天下jīng兵。俗以蒲月五rì为斗力之戏，各料强弱相敌，事类讲武。”浙东及江西一带亦颇与之同。[注：《隋书》卷三十一地理志下]特别是淮南一带，为历代流民流徙来往之地，流民多结族而行，习于战乱，颠沛流浪中，构成武装以自保，这是一支能够操纵的潜伏的武装力量。东晋时谢玄、刘裕曾率以屡破北方劲敌的北府兵便是这类力量的显现。
建立于东南的政权多以建康（今南京）为政治重心。建康作为江南都会实有得天独厚的前提。建康据险临江，交通便当，西通巴蜀、荆襄，东接三吴，北面两淮。巴蜀、荆襄足以屏护上游；三吴敷裕，足以供应人力、物力支撑；两淮地区为攻守进退之所，以攻以守，皆当以建康为底子。
偶然，北伐乃至成了门阀大族权力斗争的一个东西。如殷浩北伐就是如许的。殷浩北伐在很大程度上是晋廷为了按捺恒温北伐的动议。并且，殷浩北伐时，出身江左第一高门的王羲之就曾遗书殷浩说：“今军破于外，资竭于内，保淮之志，非所复及。莫若还保长江，督将各复古镇。自长江以外，羁靡罢了。”[注：《资治通鉴》卷九十九晋纪二十一]对于北伐也并不同意。殷浩北伐失利后，桓温趁机反击，从而将北伐的资格据为己有，同时也将东晋的军政大权握于己手。
汗青上的南北对峙多为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与南边汉人政权之间的对峙。除孙吴与曹魏（西晋）之间长久的对峙外，中国汗青上呈现过的别的南北对峙如东晋南朝与十六国北朝、南宋与金、南宋与蒙古（元）对峙时，北方政权都是少数民族所建。政治军事上的对峙是以各自所处的地理环境和出产、糊口体例为根本的。
刘裕北伐时，起码算是事权归一，遭到的管束较少。但其北伐有建功境外以建立小我声望的企图，他终究的目标是要造宋朝晋。刘裕出身次等士族。在一个仍以燕徙士族为政治主体的社会里，以一个次等士族，要想取高门士族共同维系百余年的司马氏政权而代之，必须获得这些高门士族的支撑，这是刘裕造宋所面对的首要政治题目。以是，他要在对北敌的疆场上建立起足以取信于朝野的功劳，以便为改朝换代作筹办。这对他北伐成绩的进一步获得和北伐服从的稳固形成了很大影响。
淮河下流重镇首要有淮安、盱眙，扼守淮泗水路。淮安在东晋南朝时为山阳郡，隋唐及宋朝时为楚州，元明清时称淮安。曹魏黄初年间，魏主曹丕亲率水军循蔡、颖、涡等水入淮而至广陵，舟师即由淮安而南。东晋南朝均以淮安为重镇，祖约、刘隗、荀羡等将前后镇守其地。东晋太元三年（378年），前秦大将彭超建议苻坚说：“愿更遣重将攻淮南诸城，为棋劫之势，东西并运，丹阳不敷平也。”[注：《资治通鉴》卷一百零四晋纪一十六]苻坚从之，遂出兵攻淮阳、盱眙。刘宋元嘉二十七年（450年）北伐失利后，山阳太守萧僧珍悉敛百姓入城，筑堤蓄陂水，yù待魏兵至时，决堤灌之。魏军颠末山阳，未敢攻城。刘宋泰始年间失淮北诸州，北魏将山阳、彭城一带运营成南逼江淮的一个基地，南朝再谋北进，情势已很倒霉。陈代吴明彻北伐围攻彭城时，周将王轨轻兵南进，袭据清口，堵截了陈军归路，明彻遂败。宋室南迁，倚江淮以樊篱东南，山阳的职位再次首要起来。吴表臣曰：“山阳控扼之地，失之则无以樊篱淮东。”[注：《读史方舆记要》卷二十二江南四]徐宗偃亦曰：“山阳南北必争之地也，我得之，能够进取山东；敌若得之，淮南不能以朝夕固也。”[注：《读史方舆记要》卷二十二江南四]大运河道经淮安，故元、明两代均设重臣、置屯军以经略之。元末农夫叛逆时，元将董搏霄守泗州，曾建议元廷增戍淮安：“淮安为南北噤喉，江淮冲要之地，其地一失，两淮皆未易复也。则救济淮安，诚为急务。”[注：《元史》卷一百八十八董博霄传]
刘裕北伐应当说是已经获得了相称大的成绩。但是，固然他安定了桓玄、卢循、谯纵，毁灭了南燕、后秦，武功卓著，但高门士族对他的接管还是有限的。他固然节制了军政大权，但社会根本仍然亏弱。以是，他在方才击灭后秦、北伐功业如rì中天之时，听到他的首要谋士、留守建康的刘穆之身后，感到“底子无托”，遂从长安仓促东归，导致关中旋得旋失，没于赫连夏。在他身后，北魏趁丧南侵，河南又没于北魏。而这点又影响了今后全部元嘉年间的南北干系。
时桓温北伐光复洛阳，遂上疏请晋廷还于洛阳旧都，朝臣们以“北土冷落，情面疑怯”，不乐北迁。这时孙绰上疏曰：“昔中宗（晋元帝）龙飞，非惟信顺协于天人，实赖万里长江画而守之耳。今自丧乱以来，六十余年，河、洛丘墟，函夏冷落，士民播流江表，已经数世，存者老子长孙，亡者丘陇成行，虽北风之思感其素心，目前之哀实为交切。若迁都旋軫之rì，复兴五陵，即复缅成遐域。泰山之安既难以理保，烝烝之思岂不缠于圣心哉！（桓）温今此举，诚yù大览始终，为国远图；而百姓震骇，同怀危怯者，岂不以反旧之乐赊，趋死之忧促哉！何者？植根江外，数十年矣，一朝顿yù拔之，驱蹰于穷荒之地，提挈万里，逾险浮深，离宅兆，弃生业，田宅不成复售，舟车无从而得，舍安乐之国，适习乱之乡，将顿仆道途，飘溺江川，独一达者。此仁者所宜哀矜，国度所宜深虑也！”[注：《资治通鉴》卷一百零一晋纪二十三]
东南地区的经济前提也比较好。长江下流太湖地区就是一个敷裕的经济区，火食稠密。西汉时，吴王刘濞便以“铸山煮海，国用敷裕”，凭薄弱的经济气力招致天下逃亡之徒；司马迁描述当时经济情势，称“吴，东有海盐之饶，章山之铜，三江五湖之利，亦江东一都会也。”[注：《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货殖传记]江南的开辟原秘闻对晚于北方，但北方的历次动乱都会导致大量的流民南迁，流民将先进的出产技术带往南边，促进了江南的开辟和江南经济的生长。
北方少数民族以游牧、shè猎为业，男人皆jīng于骑shè，平时游牧、驰猎，战时出征，可谓兵民合一；在计谋战术上，以长途奔袭、马队野战见长；重视阐扬小我的主动xìng，人自为战；发展北方，xìng习温凉，不耐暑热，故其对南边的作战主如果在秋冬时节。秋冬时节，秋高马肥，大地坚净，利于马队奔走。
在南北对抗比较稳定的期间，两边常常达成一种均势。两边之间的对抗在长江和黄河之间的某条中间线上稳定下来。任何一方只要超出这条中间线便会晤临大的困难，也会遭受大的抵当。这条中间线，在东部地区凡是是淮河——固然南边权势偶尔能远达黄河，北方权势偶然也能饮马长江，但两边大抵在淮河一线稳定下来；在西部地区，则凡是是以秦岭为界。
南边在长江沿线置列有一系列军事重镇，扼守长江的几处要点。当代长江下流易渡之处有二，一是采石渡，一是瓜洲渡，分处建康的高低流。江北之敌yù渡江攻建康者多出此两处。建康方面也加强对这两处渡口的戍守，在这两处渡口的南岸，置兵戍守，立为重镇，这就是京口（今镇江）和采石。\与此二地隔江相对的，东面是广陵（今扬州），西面是历阳（今和县），北方铁骑南下，常常东抵广陵，西抵历阳，故亦立重镇以守之。
建康本身“前据大江，南临重岭，凭高据深，情势独胜。”当代南都城四周山丘很多，如钟山、覆舟山、幕府山。孙吴最后定都于此，诸葛亮称“金陵，钟山龙蟠，石头虎踞，帝王之宅也。”[注：《读史方舆记要》卷二十江南二]晋室南迁，亦定都于此，厥后，宋、齐、梁、陈频繁嬗代，但都不改旧辙；梁代经历“侯景之乱”后，改都江陵，但很快亡于西魏。五代十国中的南唐也定都于此；明同一天下后，也定都于此，后虽迁都běi jīng，但金陵一向是作为陪都。在近代，南京还作过承平天国和中华民国的都城。
与京口、采石二地隔江相对的是广陵和历阳，二地可谓两淮底子。北骑南下，自淮东来者，终究必趋广陵；自淮西来者，终究必趋历阳。南边有事北方，二地则是南边人力、物力的集结地，广陵足以策应山阳、盱眙，历阳足以策应钟离、寿chū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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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河与长江相表里，阐扬着两重的樊篱感化。顾祖禹总结道：“自南北分疆，常常以长淮为大江之蔽。”又曰：“江南以江淮为险，而守江者莫如守淮。南得淮则足以拒北，北得淮则南不成复保矣。”[注：《读史方舆记要》卷十九江南一]如果说长江的防备是纯被动的，那么，淮河则兼有戍守和主动打击两层意义。南边对抗北方，以守而言，则守淮河可藉淮南的泛博地区作为纵深；以攻而言，则出淮北能够进取中原。淮河支流多源于淮北，特别是泗水，稍经开凿，即能连通黄河，从而使南边的力量能远投到黄河道域；而单守长江，则一处被冲破，便已入其亲信。历代保据江南者，对于淮河与长江的这类唇齿干系多有论及，守江必先守淮的群情亦到处可见。如南宋吕祉言“江淮之险，六合以是限南北也。自昔立国于南，则守江觉得家户，备淮觉得藩篱。”[注：吕祉《东南戍守方便》之江淮表里论]
（二）淮河防地
南边汉人以农耕为业，其社会文明程度较高，社会的高度构造化、对水利的操纵是其社会的首要特性。其治军、用兵亦与其环境和出产、糊口体例上的特性相适应。治军以构造、次序和规律见长。汗青上的南边比较闻名的军队如北府兵、岳家军、戚家军、湘军都是以规律严明、练习有素见长。在计谋战术上，重视策画，讲究部伍阵法，长于操纵都会作为据点戍守，操纵平原地区的江河水道来进交运输。建立海军。南边对北方的主动用兵主如果在chūn夏时节。chūn夏时节，正值中国东部季风区的雨季，江河水涨，便于操纵江河水道停止人力物力的运输、投送。
这是东南地区江淮防备体系的大抵环境。大抵说来，能够分为几个层次：长江一线可作为一个层次，在这一线上有京口、广陵、姑孰、历阳等重镇，保护江南；长江至淮河之间可作为一个层次，在这一地区内有寿阳、钟离、山阳、盱眙等重镇，保护淮南；淮河至黄河之间又可作为一个层次，在这一地区内有彭城、邳州等军事重镇，保护淮北。
京口即今江苏镇江市。最早孙权曾立都于此，号为都城，迁都建邺后，立为京口镇。自此今后，立国于东南者，均以京口为重镇。东晋时，郗鉴运营京口以挫苏峻之乱，遂建为雄镇，号称北府，与西府历阳、南州姑孰一起拱卫京师建康。桓温专擅朝政，视京口为眼中钉，曾谓“京口酒可饮，兵可用。”[注：《资治通鉴》卷一百零二晋纪二十四]其帐下谋士郗超会其意，表示其父郗愔将京口让给了桓温。谢玄在淝水挫败前秦苻坚雄师，依托的主如果京口的北府兵。桓玄自荆州东下，朝廷本yù倚北府兵以拒桓全，但北府将刘牢之举兵降附桓玄，桓玄遂入建康。桓玄代晋，刘裕、刘毅等据京口起兵反玄，因以灭玄。刘裕代晋后，有鉴于京口的计谋职位，曾遗诏“京口要地，去都邑密迩，自非宗室近戚，不得居之”[注：《宋书》卷七十八刘延孙传记]终刘宋一朝，不管是在对北敌的战役中，还是在内部政治斗争中，京口的职位都是举足轻重。梁末，陈霸先镇京口，王僧辨守建康，陈霸先袭杀王僧辨，亦据京口而发，并终究建陈代梁。隋灭陈之战中，贺若弼自瓜洲率先度太长江，攻占京口，与自采石渡江的韩擒虎合围建康。唐初李子通攻沈法兴，亦自广陵渡江取京口。南宋偏安东南，主战派大臣力主经修建康、京口以图中原，如陈亮曾上书孝宗天子说：“京口，连冈三面，而大江横陈，江旁极目千里，其权势大略如虎之出穴。”[注：《陈亮集》中华书局增订本，卷一]
中国的边境南北跨度很大，南北方气候、环境及人的习xìng差别较大，遂使南北两边军事特长上也有很大差别。
淮河下流首要支流有泗水，亦曰清河。当代泗水自山东南流，在淮安四周汇入淮河，入淮之口曰泗口，或谓清口、淮口。淮、泗水路自古为南北交通要道，山阳和盱眙即在其四周，节制着泗水方向的来路。在这一方向，若取更主动的态势，还可运营彭城（今徐州）以图北方。
淮河上游支流首要有颖河和涡河。颖河与淮河的交汇口曰颖口，涡河与淮河的交汇口曰涡口。寿chūn正对颖口，挡颖河、淮河方向的来敌；钟离正对涡口，挡涡河之冲。南北对峙之际，钟离与寿chūn俱为淮西重镇。
刘宋期间，皇权获得加强，刘义隆北伐时，己能集合全数的国力处置北伐，但此时“南北（华夷）看法”已呈现一种奥妙的窜改。自刘裕代晋，这类看法上的奥妙窜改便已初显端倪。刘裕在刘穆之身后仓促东归，已是置关中于不顾；减弱豫州（刘裕死前分豫州为南、北两部，南重而北轻）则又是置河南于不顾；刘义隆北伐，遣使告魏主“今当修复古境，不关河北。”[注：《资治通鉴》卷一二一元嘉七年]只图河南，不问河北，已无光复北方旧疆的意义，遣使北魏，则又一改东晋期间“不与刘、石通使”的态度[注：《廿二史考异》卷一八晋穆帝永和七年]。各种迹象表白，晋宋之际，“南北（华夷）看法”已呈现一种奥妙的窜改。对于“华夷”南北对峙的政治近况已经是一种理所当然的接管，其北伐已经底子没有光复古疆、同一天下的意义。
寿chūn即今之寿县。淮河首要支流颖河在其四周汇入淮河。颖河为中原与江淮之间的一条首要交通线，颖河与淮河的交汇口曰颖口。寿chūn正对颖口。自颖河或淮河上游而来之敌，必经寿chūn。顾祖禹称寿chūn“控扼淮颖，襟带江沱，为西北之要枢，东南之樊篱。”[注：《读史方舆记要》卷二十一江南三]别的，寿chūn一带，为黄淮平原的一部分，泥土肥饶，灌溉便当，宜于屯耕。故其天时足觉得战守之资。
谢玄北伐时，正趁淝水之战后南边空前高涨的士气和北方狼籍的局面，本应获得较大的成绩；但此时，谢安正以刚建不世之功而受司马氏的猜忌，谢玄要求自屯彭城以便“内藩朝廷”的建议乃至都不被朝议所允。
一南北对峙与东南底子
东南政权多为燕徙政权，是中国传统政治中的正朔地点和中本来进文明的保全者。中原政权燕徙东南以后，中本来进的社会政治文明遂构成其统治的首要根本。在北方少数民族占据北方地区以后，东南政权大多能整合南边社会，同一江南半壁江山，这是一个很首要的身分。不过，这内里还存在一个燕徙权势与本地权势连络的题目。孙吴立国江东，乃是淮泗个人与江东大族合流的产品；晋室南迁，也是中原王、谢、庾、桓等大族与本地顾、贺等望族相连络，才在江东立稳足跟。
（一）北伐的政治题目
南北对峙情势下彭城的职位更加首要。在江淮防地的几个层次中，长江翼蔽江南，淮南翼蔽长江，淮北翼蔽淮南。而在淮北地区，实以彭城为其底子。彭城地近中原，又介南北之间，水陆交通便当，可为战守之资。苏轼论彭城职位曰：“徐州为南北襟要，京东诸郡邑安危所寄也。其地三面被山，独其西平地数百里，西走梁宋，使楚人开关延敌，真若从屋上建瓴水也。”[注：《读史方舆记要》卷二十九江南十一]
南边赖以对抗北方，主如果依托长江和淮河。南边一些军事重镇的构成，都是以此为根本的。（见图2－3－l）
黄淮平原是南北交兵的主疆场。这一带季候窜改比较较着，既有旷阔的田野，又有纵横的江河水道。秋冬时节，大地坚净，旷阔的田野宜于北方铁骑奔走，利于北方阐扬其马队野战的特长；chūn夏时节，江河水涨，利于南边阐扬其水战和守城战的特长。是以，不管从机会还是从天时上，两边都是利弊半参，因此易于堕入一种拉锯式的比赛当中。
战国末，楚失鄢郢之地后，东徙淮南，一度以寿chūn为都。西汉时，寿chūn为淮南王都城。淮北国地大力强，值汉廷削藩之余，怯不自安，遂谋起兵。伍被建议：“略衡山以击庐江，有寻阳之船，守下雉之城，结九江之浦，绝豫章之口，强弩临江而守，以禁南郡之下，东保会稽，南通劲越，崛强江淮间，能够延光阴之寿。”[注：《汉书》卷四十五伍被传]东汉末，袁术据寿chūn，帝制自为。曹魏正始四年（243年），邓艾行巡淮河南北，行视陈、项以东，至寿chūn，上表建策，建议：“令淮北屯二万人，淮南屯三万人，什二分休，常有四万人，且田且守，岁丰常收，三倍于许。如此，计除众费，岁完五百万斛，觉得军资；六七年间，可积三千万斛于淮上，此则十万之众五年食也。以此乘吴，无往而不克矣。”[注：《三国志》卷二十八邓艾传]主政的司马懿采行其策，在淮河南北大兴屯田，广开河渠，以增灌溉、通漕运，自是今后，每东南有事，雄师泛船达于江淮，资食有储，而无水害，为今后西晋灭吴打下了根本。
如果南边的社会整合已经比较胜利，就不需求再以北伐作为招牌，北伐才能够是真正完整的北伐。本来，当燕徙政权在江南根底已固，内部运营初具范围今后，是能够作进一步的进取的；但对燕徙东南的政权而言，北伐大多只是逗留在第一层意义上，仅仅只是作为一面旗号，一个招牌，因此少有比较完整的北伐，也少有比较胜利的北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