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睁了眼看
现在，气象仿佛一变，到处听不见歌吟花月的声音了，代之而起的是铁和血的赞美。但是倘以欺瞒的心，用欺瞒的嘴，则不管说A和O，或Y和Z，一样是子虚的；只能够吓哑了先前鄙薄花月的所谓攻讦家的嘴，满足地觉得中国就要复兴。不幸他在“爱国”大帽子底下又闭上了眼睛了――或者本来就闭著。
偶然碰到彰明的史实，瞒不下，如关羽岳飞的被杀，便只好别设骗局了。一是宿世已造夙因，如岳飞；一是身后使他成神，如关羽。定命不成逃，成神的恶报更满人意，以是杀人者不敷责，被杀者也不敷悲，冥冥中自有安排，使他们各得其所，正不必别人来吃力了。
但现在我所想到的是别一方面――
没有突破统统传统思惟和伎俩的闯将，中国事不会有真的新文艺的。
“作善降祥”的古训，六朝人本已有些思疑了，他们作墓志，竟会说“积善不报，终自欺人”的话。但厥后的昏人，却又瞒起来。元刘信将三岁痴儿抛入蘸纸火盆，妄希福佑，是见于《元典章》的；脚本《小张屠焚儿救母》却道是为母延命，命得延，儿亦不死了。一女愿侍痼疾之夫，《醒世恒言》中还说终究一同他杀的；厥后改作的却道是有蛇坠入药罐里，丈夫服后便病愈了。凡出缺点，一经作者装点，后半便大略窜改，使读者落诬妄中，觉得人间委实尽够光亮，谁有不幸，便是自作，自受。
中国的文人，对于人生，――起码是对于社会征象，向来就多没有正视的勇气。我们的圣贤，本来早已教人“非礼勿视”的了；而这“礼”又非常之严，不但“正视”，连“平视”“斜视”也不准。现在青年的精力未可知，在体质，却大半还是哈腰曲背，低眉扎眼，表示着老牌的老成的后辈，驯良的百姓，――至于说对外却有大力量，乃是近一月来的新说，还不晓得究竟是如何。
我并何尝试过，但偶然候想：倘将一名久蛰洞房的老太爷抛在夏天中午的骄阳底下，或将不出闺门的令媛蜜斯拖到郊野的黑夜里，大抵只好闭了眼睛，暂续他们残存的旧梦，总算并没有碰到暗或光，固然已经是毫不不异的实际。中国的文人也一样，万事闭眼睛，聊以自欺，并且欺人，那体例是：瞒和骗。
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发得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著百姓性的胆小，怠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的满足着，即一天一天的出错着，但却又感觉日见其名誉。在究竟上，亡国一次，即增加几个殉难的忠臣，厥后每不想光复古物，而只去歌颂那几个忠臣；遭劫一次，即形成一群不辱的节女，事过以后，也常常不思惩凶，侵占，却只顾歌颂那一群节女。仿佛亡国遭劫的事，反而给中国人阐扬“两间正气”的机遇，增高代价，即在此一举，应当一任其至，不敷忧悲似的。天然，此上也无可为，因为我们已经借死人获得最上的名誉了。沪汉义士的悲悼会中，活的人们在一块很可佩慕的高大的木主下相互吵架，也就是和我们的前辈走着同一的路。
《红楼梦》中的小悲剧，是社会上常有的事，作者又是比较的勇于实写的，而那成果也并不坏。不管贾氏家业再振，兰桂齐芳，即宝玉本身，也成了个披大红猩猩毡大氅的和尚。和尚多矣，但披如许阔大氅的能有几个，已经是“入圣超凡”无疑了。至于别的人们，则早在册子里一一必定，末路不过是一个归结：是题目的结束，不是题目的开首。读者即小有不安，也终究何如不得。但是后或续或改，非借尸还魂，即冥中另配，必令“生旦当场团聚”才肯罢休者，乃是自欺欺人的瘾太大，以是看了小小骗局，还不甘心，定须闭眼胡说一通而后快。赫克尔（E．Haeckel）说过：人和人之差，偶然比类人猿和原人之差还远。我们将《红楼梦》的续作者和原作一比较，就会承认这话大抵是确切的。
一九二五年七月二十二日。
（迩来有人觉得新墨客的做诗颁发，是在出风头，引同性；且迁怒于报章杂志之滥登。殊不知即便无报，墙壁实“古已有之”，早做过颁发构造了；据《封神演义》，纣王已曾在女娲庙壁上题诗，那发源实在非常之早。报章能够不取口语，或架空小诗，墙壁却拆不完，管不及的；倘一概刷成玄色，也另有破磁可划，粉笔可书，真是穷于对付。做诗不刻木板，去藏之名山，却要随时颁发，固然很有流弊，但大抵是难以根绝的罢。）
再回到“正视”题目去：先既不敢，后便不能，再后，就天然不视，不见了。一辆汽车坏了，停在马路上，一群人围着呆看，所得的成果是一团乌油油的东西。但是由本身的冲突或社会的缺点所生的苦痛，虽不正视，却要身受的。文人究竟是敏动人物，从他们的作品上看来，有些人确也早已感到不满，但是一到将近闪现缺点的危急一发之际，他们总马上连说“并无其事”，同时便闭上了眼睛。这闭着的眼睛便瞥见统统美满，当前的苦痛不过是“天之将降大任因而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为。”因而无题目，无缺点，无不平，也就无处理，无鼎新，无抵挡。因为凡事总要“团聚”，正不必我们烦躁；放心喝茶，睡觉大吉。再说费话，就有“不应时宜”之咎，免不了要受大学传授的改正了。呸！
中国婚姻体例的缺点，才子才子小说作家早就感到了，他因而使一个才子在壁上题诗，一个才子便来和，由倾慕――现在就得称爱情――而至于有“毕生之约”。但商定以后，也就有了难关。我们都晓得，“私订毕生”在诗和戏曲或小说上尚不失为嘉话（天然只以与终究中状元的男人私订为限），实际却不容于天下的，仍然免不了要仳离。明未的作家便闭上眼睛，并这一层也加以挽救了，说是：才子落第，奉旨结婚。“父母之命媒人之言”经这大帽子来一压，便成了半个铅钱也不值，题目也一点没有了。借使有之，也只在才子的可否中状元，而决不在婚姻轨制的良否。
虚生先生所做的时势短评中，曾有一个如许的题目：“我们应当有正眼看各方面的勇气”（《大进》十九期）。固然，必须勇于正视，这才可望敢想，敢说，敢作，敢当。假如并正视而不敢，别的还能成甚么气候。但是，不幸这一种勇气，是我们中国人最所贫乏的。
文艺是百姓精力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指导百姓精力的前程的灯火。这是互为因果的，正如麻油从芝麻榨出，但以浸芝麻，就使它更油。倘以油为上，就不必说；不然，当参入别的东西，或水或碱去。中国人向来因为不敢正视人生，只好瞒和骗，由此也生出瞒和骗的文艺来，由这文艺，更令中国人更深地堕入瞒和骗的大泽中，甚而至于已经本身不感觉。天下日日窜改，我们的作家取下假面，朴拙地，深切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来的时候早到了；早就应当有一片极新的文场，早就应当有几个凶悍的闯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