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最厥后简朴谈谈雕塑和修建。

竹林七贤中的阮氏叔侄—阮籍跟阮咸，都是音乐涵养很高的人，阮籍写过《琴赋》，阮咸史称“解音”。当时闻名的乐律学家荀勖按古制造了十二枚新律管，用来调声，本身很对劲，但阮咸听了今后却感觉声音高了一点，鉴定是古尺和今尺的长度不一而至。荀勖开端很不平气，厥后有人从地下发掘出了周朝的玉尺，他才发明周尺比当时的尺的确长一点，乃至本身所造的律管略短，这才佩服阮咸的神妙【1】。中国传统乐器中至今另有一种乐器叫“阮咸”，或简称“阮”（古琵琶的一种，四弦有柱），就是人们为记念阮咸而定名的，因为这类乐器他弹得最好，也有人说这类乐器就是阮咸缔造的。

嵇康还写过一篇长长的《琴赋》，辞藻富丽，不但写出了琴乐之美好，也贯穿了声无哀乐的事理。总之，从实际到实际，嵇康都是一个名副实在的一流音乐家。

逼真写照，正在阿堵中

广陵散的故事一千七百多年来脍炙人丁，成语中的“绝唱”“绝响”“广陵散绝”，都是从这个故事来的。

顾恺之的画在当时获得的评价很高。谢安说：“顾长康画，有百姓来所无。”（《世说新语·巧艺》第七则）。顾恺之能够说是中国画的鼻祖式人物，堪与唐朝的吴道子并称画圣。顾恺之又善音乐能文章，写过《筝赋》《观涛赋》《雷电赋》等。

戴逵和他的儿子戴都以画佛像闻名，并且由绘画走向雕塑，父子俩都是闻名的佛像雕塑家。戴逵还是中国山川画的开隐士物之一。戴逵的文章也写得很好，所作《竹林七贤论》很驰名，刘义庆撰写《世说新语》以及刘孝标厥后注解《世说新语》，都从中取材很多。

【3】《世说新语·任诞》第四十二则：桓子野每闻清歌，辄唤“何如”，谢公闻之，曰：“子野可谓一往有密意。”

我们现在所讲的中国画是用羊毫在纸上或绢上作画，利用的东西和技能来源于书法，所之前人说“书画同源”。如许的中国画是在书法成熟以后才产生的，魏晋恰是中国书法成熟并趋于顶峰之时，以是中国画也跟着发财起来。魏晋之前根基没有甚么驰名的画家，按照记录最早驰名的画家如曹不兴、卫协、张墨，都是到了三国晋初才呈现的，直到东晋南朝才呈现戴逵、顾恺之、戴、宗炳、陆探微、张僧繇如许的大师。我们这里来讲讲戴逵和顾恺之。

魏晋期间传播最广的和音乐有关的故事是广陵散，人物就是竹林七贤之一嵇康。这个故事最早见于《世说新语·雅量》：嵇中散临刑东市，神情稳定。索琴弹之，奏《广陵散》。曲终，曰：“袁孝尼尝请学此散，吾靳固不与，《广陵散》于今绝矣！”

顾恺之（约345—409年），字长康，小字虎头，也是东晋人，时人说他有“三绝”：画绝、文绝、痴绝。顾恺之做过桓温的幕僚，桓温的小儿子桓玄拿他当半个长辈看，却欺负他“痴”，老是玩弄他。有一次拿了一片柳叶送给他，说，这是知了藏身的叶子，人拿了它，别人就看不见。顾恺之听了很欢畅，就拿来挡住本身的脸，而桓玄竟然取出小鸡鸡来，往他裤子上撒了一泡尿。顾恺之这一下更欢畅了，信赖是柳叶把本身遮住了，桓玄看不见他才会往他身上撒尿。又有一次，顾恺之把一柜子本身最喜好的画存放在桓玄家里，在柜门内里贴好封条。桓玄偷偷把柜门翻开，拿走了画，又把封条复原，还骗顾恺之说他没动过。顾恺之竟然也信赖，还叹了一口气说：“好画是通灵的，它们必然是变成精灵飞走了，就仿佛高人成仙登仙一样。”看，这顾恺之是不是痴得敬爱？痴就是傻，像痴情那样的傻，究竟上，我们在很多艺术家身上都或多或少会看到一点顾恺之那种傻劲。一个艺术家常常以本身的主观感情和逻辑来察看天下、解释天下、设想天下，并且越是天赋的艺术家，就越是对本身的察看、解释与设想坚信不疑。正因为有这类丰富而固执的设想力，他们才气够缔造出惊世绝俗的艺术品。《世说新语·巧艺》中所记顾恺之的几个故事，都很能申明他这类特别的察看力和设想力：顾长康画裴叔则，颊上益三毛。人问其故，顾曰：“裴楷俊朗有识具，正此是其识具。看画者寻之，定觉益三毛如有神明，殊胜未安时。”（第九则）顾长康好写起人形，欲图殷荆州，殷曰：“我形恶，不烦耳。”顾曰：“明府正为眼尔。（仲堪眇目故也。）但明点孺子，飞白拂其上，使如轻云之蔽日。”（第十一则）顾长康画谢幼舆在岩石里。人问其以是，顾曰：“谢云：‘一丘一壑，自谓过之。’此子宜置丘壑中。”（第十二则）顾长康画人，或数年不点目精。人问其故，顾曰：“四体妍蚩，本无关于妙处；逼真写照，正在阿堵中。”（第十三则）从这些故事看，顾恺之作画重神似，不以形似范围本身，长于阐扬本身的设想力，以表示对方的精力特质，这跟魏晋期间的玄学思潮和美学寻求是分歧的。玄学以有为本，以有为末，神属于本，形属于末，神重于形，恰是当时的遍及观点。以是讲摄生，也强保养神重于养形，养心重于养身；讲文学，则以抒发主观情志为重，而不以邃密形貌客观形象为上。

注释

绘画的发财催生了实际，中国最早的绘画实际就呈现在这个期间。齐梁期间的谢赫（479—502年）作《古画品录》，提出了闻名的六法：“一气韵，活泼是也；二骨法，用笔是也；三应物，象形是也；四随类，赋彩是也；五运营，位置是也；六传移，摹写是也。”【4】一向为后代画家所禀承。

“桓伊三弄”讲的是东晋音乐家桓伊的故事。“三弄”，弄的是笛子，“弄”就是吹奏的意义。桓伊“善音乐”，笛子吹得特别好，当时非常驰名，乃至于天子每有宴会都会请他去吹笛。当时的大名士王徽之传闻他善吹笛，桓伊也早就传闻王徽之的大名，但俩人互不了解。有一次偶尔在旅途中相遇，王徽之在船中，桓伊在岸上，王徽之便派人去请桓伊吹一曲。桓伊当时已经做到左将军，职位很高，却不觉得忤，很痛快地到王徽之船上连吹三曲，这就是驰名的“桓伊三弄”的故事【2】。桓伊当了大官，但灵魂深处还是一个艺术家，每次听到好歌便沉醉不已，谢安说他“一往有密意”【3】。他和王徽之恰是惺惺相惜，各自赏识对方的风骚才情，而忘记了职位、礼节这些世俗的东西。这个故事被后代文人传为嘉话。

先讲音乐。

说完音乐，再来讲绘画。

传统艺术的各个门类，书法、音乐、绘画、雕塑、修建，在阿谁期间都有光辉的成绩，书法前面已经讲过，这一讲里简朴回顾一下阿谁期间音乐、绘画、雕塑、修建方面的成绩。

【2】《世说新语·任诞》第四十九则：王子猷出都，尚在渚下。旧闻桓子野善吹笛，而不了解。遇桓于岸上过，王在船中，客有识之者云：“是桓子野。”王便令人与相闻，云：“闻君善吹笛，试为我一奏。”桓时已贵要，素闻王名，即便回下车，踞胡床，为作三调。弄毕，便上车去。客主不交一言。

戴逵（？—396年）是东晋人，字安道，出身士族，却一辈子隐居不仕进，只喜好文学艺术。但他跟当时的名流都有来往，谢安、刘惔都很赏识他。他跟王徽之的友情特别好，闻名的“雪夜访戴”故事中的“戴”就指他，访的人是王徽之。这个故事在《世说新语·任诞》中能够找到：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仿偟，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夜乘划子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败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

中国传统的读书人向来正视音乐，旧时称才子必然要琴棋书画都好，打头的就是“琴”，即音乐。这大抵与儒家重视“礼乐”有关，孔夫子以六艺讲授生，六艺之一就是乐。魏晋士族大兴，士族中的精英分子几近都有杰出的音乐涵养，能琴能筝的人不堪列举，写过《琴赋》（嵇康、阮籍、马融、蔡邕、闵鸿、傅玄、成公绥、顾野王）、《筝赋》（ 阮瑀、傅玄、陈窈、贾彬、顾恺之、萧纲） 的人都有好几个。比较特别一点的是笛子，写《笛赋》的人也有，比较少，但是魏晋期间关于笛子的传说却很多，比方“山阳笛”“桓伊三弄”。上面讲几个和音乐有关的人物的故事。

不过不管你同分歧意这一点，都不能不承认《声无哀乐论》是一篇极有分量的音乐实际著作，它以当时风行的清谈体例，设想了“秦客”与“东野仆人”之间的辩论，颠末八问八答，层层阐述“声之与心，殊途异轨，不相经纬”“和声无象，而哀心有主”“声音自当以善恶为主，则无关于哀乐”的观点。 用明天的口语说，嵇康以为声音和豪情是分开的，不是缠在一起的，声音只要好与坏之分、美不美之分，没有豪情的题目，豪情是民气里的东西，和声音没有干系。嵇康的实际不必然完美精确，但不能说他没有事理，他起码提出了一个很首要的观点，并且激发了更多的思虑和耐久的会商，在音乐史上是大有进献的。

嵇康不但是吹奏家，更是一名了不起的音乐实际家，中国音乐史上第一篇独立完整的音乐实际著作就是嵇康的《声无哀乐论》。这篇文章从颁发到现在已经差未几一千八百年了，它的影响还在，它提出的题目还值得会商。儒家的传统乐论是以为声有哀乐的，最典范的说法就是:凡音者，生民气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礼记·乐记》）这里说得很明白，声音生于民气，而与政局相通，所以是有哀乐的。这类实际在中国传统中是正统实际，直到明天都是如此。比如唐朝墨客杜牧说：“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后庭花》就是亡国之音。我们明天还常说靡靡之音是亡国之音，而反动的歌曲老是雄赳赳气昂昂的，典范代表是“文明大反动”的语录歌，当时候带有一点点伤感、缠绵情调的歌曲都是不能唱的，都是要攻讦的黄色歌曲。前不久另有人倡导大唱红歌，传闻红歌能鼓励人的反动感情。可见“声有哀乐”一派一向是主流派，而嵇康却说声无哀乐，以是他是个异端。

【4】此用钱锺书《管锥编》的读法，传统的读法是：“一，气韵活泼是也；二，骨法用笔是也；三，应物象形是也；四，随类赋彩是也；五，运营位置是也；六，传移摹写是也。”

【1】《世说新语·术解》第一则：荀勖善解音声，时论谓之“暗解”。遂调律吕，正雅乐。每至正会，殿庭作乐，自调宫商，无不谐韵。阮咸妙赏，时谓“神解”。每公会作乐，而心谓之不调。既无一言直勖，意忌之，遂出阮为始平太守。后有一田父耕于野，得周时玉尺，便是天下正尺。荀试以校己所治钟鼓、金石、丝竹，皆觉短一黍，因而伏阮神识。

这两门艺术都跟绘画有关，又跟佛教有关。初期的雕塑家几近同时是画家，画的是佛像。佛教从东汉末传入中国，到魏晋南北朝（特别是东晋和南北朝）期间已经相称风行，因此便有了雕塑佛像、起建寺庙的需求。东晋南渡，门阀士族多随司马氏迁徙到江南，驰名的和尚、法师也大多南来，但寺庙搬不走，中基层的佛教徒和寺庙留在北方，而名僧和佛理则到了江南。以是当时的状况是，北方首要生长佛教的硬件，江南则生长佛教的软件，因而佛教的雕塑多建于北，佛教的画像则发财于南。闻名的佛像画家戴逵、戴父子都是东晋人，而闻名的佛教雕塑云冈石窟、龙门石窟、敦煌莫高窟则都在北方。南朝直到梁武帝（他本身就是虔诚的佛教徒）以天子的力量鞭策佛教的生长，才渐渐有了“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唐杜牧诗）的盛况。

讲魏晋风骚，当然不能忘了艺术，究竟上，魏晋南北朝艺术是中国艺术史上的一座岑岭。正如已故闻名美学家宗白华先生在《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中指出的：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期间，但是倒是精力史上极自在、极束缚，最富于聪明、最浓于热忱的一个期间。是以，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力的一个期间。

魏晋南北朝的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