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伯英学崔、杜之法，温故知新，因此变之以成今草，转精其妙。字之体势，一笔而成，偶有不连，而血脉不竭，及其连者，气候通其隔行。惟王子敬明其深指，故行首之字，常常继前行之末，世称一笔书者……这里援引的两段话，第一段指出王献之在王羲之、张芝以外别创一法，第二段则指出王献之担当了张芝的连笔草意。张芝本来是章草大师，暮年发明连笔，变章草为今草，王献之则担当并发扬了这个创变，并用于行书。

值得重视的是，张怀瓘特别指出这类新体的特性是：“非草非行，流便于草，开张于行，草又处此中间。无藉因循，宁拘制则？挺然秀出，务于简易。情驰神纵，飘逸优游。临事制宜，从意适便。”为便于了解，我把它翻译成口语就是：这类书体既非草书，也非行书，它比草书更便当，比行书更伸展，中间也能够夹些草字。它不因循老旧的套路，也不拘泥生硬的法则，它格外标致，又很简易。态度轻松，神采飞扬，显得超群而文雅。写的时候能够按照景象来挑选行、草的比例，既舒畅又便利。

中国书法从大的方面看，到二王期间就根基定形了，不再呈现新的书体，因为誊写所用的东西（羊毫）和质料（纸与绢）从那今后根基没变，能变的只是小我的誊写气势。

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从发蒙开端就要拿羊毫写字，一向写到老。如果一小我字写得丑，是会被人瞧不起的，反之，如果字写得标致，就会获得别人的赏识。用现在的事情打比方，一小我的字就像一张带照片的名片，眉清目秀跟脸孔可爱，那是相差十万八千里的。当代知识分子很少，魏晋及其之前能读书的都是贵族，以是书法也就是贵族们的名片，名片丑了如何美意义递出去？

另有一段如许讲：

王羲之出身朱门，是东晋名相王导的族侄，从小就是一个天赋少年，十三岁的时候就被当时的大臣周 所赏识。有一次周 宴客，王羲之也敬陪末座。当时最贵重的食品是牛心，普通都是年高德劭的高朋先尝，周 却把第一块牛心夹给了春秋最小的王羲之，这事一时鼓吹开去，十三岁的王羲之就变得驰名了。厥后太尉郗鉴想要同王家攀亲，派一个弟子到王家去见王导，申明来意后，王导就叫弟子去见王家的子侄，让他从中遴选一个。弟子返来向郗鉴陈述，说王家后辈传闻我来遴选半子，都颇矜持，只要一个青年光着肚皮躺在东边的床上吃东西，完整不把这当回事。郗鉴答复说，就这个好。因为郗鉴也是一个崇尚天然的人，以是很赏识这个态度天然、淡于名利的青年。这个“坦腹半子”的青年就是王羲之，厥后他真的成了郗家的半子。当代汉语中有一个成语“半子快婿”，就是从这个故事来的。“快婿”是好半子的意义，快不是快慢的快，是快人快事的快。

王献之缔造的这类新体行书很快就风行开来，几近成为书家的最爱。张怀瓘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行草”。从二王至今，汉字风行的书体根基上牢固下来，一共是六体，即篆书、隶书、楷书、草书、行书（又称真行）、行草。

在魏晋南北朝期间，自东晋今后，北方就为胡人所占据，经历了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等好几个朝代。中国文明在长江南北本来就有辨别，到这时辨别就更较着了。这一点在书法上也有反应。北朝的书法持续保存着魏晋之前的古朴，窜改不太大，而南朝的书法却逐步变得“当代化”起来，趋势流丽。北朝的书法作品保存下来的大多刻在石碑上，南朝的书法作品保存下来的大多写在绢纸上，又称“帖”。清朝的大臣、大学者阮元特别重视到魏晋南北朝时南北书风的分歧，以为北方的书风刚健，南朝的书风骚美。今后，谈到中国书法就有了所谓碑派与帖派、碑学与帖学之分。阮元倡导以北碑的刚健来弥补帖派的不敷，这个主张当然也不无事理，但厥后被包世臣、康有为大肆鼓吹，仿佛碑派赛过帖派，碑派比帖派还正宗，这就未免言过实在了。实在帖派无疑是中国书法的正宗，因为中国书法特别是二王所初创的“近体”书法，本来就是用羊毫写在绢上或纸上的，流丽是必定也是最正宗的特性。至于碑派（或称北碑或称魏碑），其以是较为刚健，是因为用刀刻在石头上的原因，但用刀刻在石头上毕竟不是中国书法的本来脸孔，而是为了保存不得已而为之。即便是碑刻，多数还是要先用笔写好再刻。以是恰当倡导北碑，以其刚健之风弥补帖派的某些不敷是能够的，如果硬要把北碑视为正宗，偏要用羊毫写出刀刻的味道，就未免矫枉过正了。仿佛马拉车、牛犁田，本是顺其天然，现在非要用马来犁田、用牛来拉车，当然也能够，但必然要说如许才对，那就有点莫明其妙了。

王羲之与魏晋书法

王献之对中国书法的首要进献，是他缔造了一种新体行书，当时的人无以名之，称为“破体”。王献之这类行书保存了王羲之行书的结体，而舍弃了王羲之行书以隶体方笔为主的特性，增加了篆体的圆笔成分（前人说王羲之以骨胜，王献之以筋胜，即此意）。同时这类行书保存了张芝草书的连笔特性，但舍弃了张芝草书的章草成分。张怀瓘《书断》里有：（王献之）尤善草隶，幼学于父，次习于张，后窜改轨制，别创其法，率尔私心，冥合天矩，观其逸志，莫之与京。

王羲之练习书法是很刻苦的，他曾经说过：“张芝临池学书，池水尽黑，令人耽之如果，一定后之也。”张芝是汉朝驰名的草书家，练习书法非常勤奋，把一池水都写黑了，王羲之就说：我如果像他如许勤奋，不会输给他。这话里有自大，同时也申明勤奋的首要。王羲之没有说过他是不是也把一池水写黑了，现在倒是有几个处所留下了王羲之的洗砚池。王羲之在书法高低的工夫明显不比张芝少，厥后的成绩也比张芝更大。在书法上不下苦功是练不出来的，《晋书·王羲之传》里讲，王羲之在书法上本来还赶不上庾翼和郗愔，暮年却超越了他们和其他统统人，可见他是下过苦功以后才达到更高境地的。明天我们看到社会上很多自命为书法家的人，还没有练过几年字就自称书法家，实在是好笑。另有一些人老想取巧，自命前卫，笔划的根基功还没把握好，就在字的大小、倾斜、奇形怪状上做文章，把一幅字弄得像一幅画一样，偶然候连甚么字都完整认不出来，这不是写字，而是画字。中国的书法跟绘画相通，但毕竟是两种艺术，书法是写出来的，不是画出来的，书法能够创新，但是应当在写字上创新，不是用画字来冒充创新。那种画出来的“书法”，即便也有赏识代价，也只能叫作线条的艺术，是一种特别的受中国书法开导的线条艺术，能够自成一类，不必称为书法，更不必称为中国书法。因为字是一种标记，标记就有能指与所指，如果写得叫人完整看不懂，那就只要能指，没有所指，就不成其为标记，写出来的东西就不是字，因此也就不是书法艺术。

讲魏晋风骚而不讲书法，是不成以的。

书法是中国人特有的艺术，老外根基上没有书法这一行。英文中有个词叫Calligraphy，说的也是字的写法，但顶多相称于中国人写艺术字，跟中国书法境地相差太远。中国书法这个词翻译成英文，变成Chinese Calligraphy，实在是不得已，是很委曲的。我想，把“中国书法”译成The Chinese Art of Calligraphy，或者 The Chinese Art of Writing Characters，或许要好一点吧。

自晋至唐，对王献之的评价都很高，论书者分歧把张芝、钟繇、羲之、献之四人列为神品，即书法家的最高一级，其他书法家都不能与之比拟（如唐李嗣真的《书后品》）。张怀瓘《书议》对王献之特别赞不断口：子敬才高识远，行、草以外，更开一门。夫行书，非草非真，离方遁圆，在乎季孟之间。兼真者，谓之真行；带草者，谓之行草。子敬之法，非草非行，流便于草，开张于行，草又处此中间。无藉因循，宁拘制则？挺然秀出，务于简易。情驰神纵，飘逸优游。临事制宜，从意适便。有若流行雨散，润色着花，笔法体势当中，最为风骚者也。逸少秉真行之要，子敬履行草之权，父之灵和，子之神俊，皆古今之独绝也。

不要说王羲之，连他儿子王献之的真迹也根基上看不到了。明天晓得的王献之最驰名的作品《鸭头丸帖》《中秋帖》《地黄汤帖》《送梨帖》《鹅群帖》和《洛神赋十三行》，除了《鸭头丸帖》，其他都不是真迹而是摹本。清朝乾隆天子曾经同时具有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王献之的《中秋帖》和王珣（王献之的族弟）的《伯远帖》，感觉非常高傲，特别把它们藏在养心殿的西暖阁里，并将西暖阁定名为“三希堂”。“三希”就是指以上三种书法珍品，“希”通“稀”，罕见之意。乾隆亲身在《伯远帖》开首题了几句话：“唐人真迹已不成多得，况晋人耶！内府所藏右军快雪帖，大令中秋帖，皆希世之珍。今又得王珣此幅，茧纸家风，信堪并美！几余清赏，亦临池一助也。”实在乾隆藏的这三件也并非真迹，起码没法鉴定。不过它们即便是摹本，也是唐朝或唐朝之前留下来的，也算相称罕见了。请重视，这三件希世之珍的书者都是琅邪王氏的人，王羲之是王导的族侄，王献之和王珣则是王导的孙辈。乾隆说的“茧纸家风”，恰是说王氏以书法传家的家风。

二王之前，篆、隶、真（楷）、行、草各体虽已建立，但根基上还带有古朴的特性，从二王开端，中国书法从古朴走向流丽，书法家的小我色采越来越光鲜。中国书法实际上是在二王的手上完成了“当代化”，就像中国诗歌在唐朝完成了“当代化”一样。唐之前的诗体称为“古体”，唐今后则称为“近体”，也能够说二王之前的书法是“古体”，二王今后就变成了“近体”了。这里讲的“当代化”当然是一个比方，不是我们明天常说的当代化，但“古/近”“传统/当代”本来就是相对的说法，没有甚么绝对含义。唐朝的韩愈说到王羲之的字，有一句诗—“羲之俗书趁姿媚”（《石鼓歌》），有人觉得韩愈对王羲之评价不高，实在韩愈的话恰是点出了王羲之在中国书法史上的分水岭感化。这里说的“俗书”，是跟古体相对而言，更靠近大多数人的审美兴趣。“姿媚”就是流丽，跟朴拙相对而言，更靠近当代（东晋）人的美感。前人评王羲之的字，另有“飘若浮云，矫若惊龙”“仿佛游龙，飘若惊鸿”“龙跳天门，虎卧凤阙”“天质天然，丰神盖代”等考语，都是说王羲之的字具有流利、斑斓、本性色采光鲜等特性。

为甚么二王在书法史上有这么高的职位？莫非仅仅因为他们的字写得好，比统统人都好吗？向来的书法家、书法实际家和书法史家都没有说清楚这个题目。我小我以为，他们之以是具有至高无上的职位，底子启事是二王的书法在中国书法生长史上乃是一个分水岭。

中国前人讲“书画同源”，是说中国的画和书法是同一个泉源，都是用羊毫在绢或纸上运转，技能也类似。固然书画同源，但是书在画先，在中国人的眼里，书法是比绘画更高一级的艺术。这一点跟当代人的看法颇不分歧。

仿佛游龙，飘若惊鸿

当然，王羲之的书法不是光靠刻苦练成的，刻苦只是练技术，而艺术除了技术成分外还要加上天禀和才华。王羲之之以是能够成为书圣，起首是因为他天禀高，才华高。前面讲过他从小就是一个天赋少年，长大今后更是众望所归。《晋书》本传里讲：“羲之既少有佳誉，朝廷公卿皆爱其才器。”但他并不如何喜好仕进。有一次朝廷受命他做护军将军，他推让不做，当时的名臣殷浩写信劝他，就说：“悠悠者以足下出处，观政之枯荣，如吾等亦谓为然。”（普通人都以你的出不出山作为察看政治搞得好不好的标准，像我们这些人也以为是如许。）可见当时人们对他的评价和等候有多么高。王羲之就是王羲之，不是甚么人都能够成为王羲之的。不刻苦当然不可，光刻苦也是不敷的，如果贫乏才情和天禀，就算每天二十四小时都在练字，也不能包管成为一个真正的书法家。现在有些朋友不明白这个事理，对于本身的天禀和才情贫乏自知之明，又不肯尽力读书，成果写来写去顶多就是一个书匠，离书法家还差得远。

魏晋期间中国书法已经完整成熟，篆、隶、真（楷）、行、草，没有一样没有大名家。阿谁期间士族精英分子对书法的爱好几近到了痴迷的程度，凡名流几近没有不看重书艺的。一个大师族里有人字写得好，就会动员这个家属其他有天禀的人，书法技能也就代代相传，乃至于呈现了很多人才辈出的书法家属，这是魏晋之前和今后都未几见的。魏晋南北朝时最大的两个门阀家属，琅邪（今山东临沂）王氏和陈郡（今河南太康）谢氏都是驰名的书法大族，特别是王氏，可说是中国汗青上最大的书法家属。别的像颍川钟氏、弘农张氏、河东卫氏、安平崔氏、颍川庾氏、谯国桓氏、高平郗氏、琅邪颜氏、泰山羊氏、吴郡陆氏，也都出过成群的书法家。魏晋书风的代表人物是钟、王，钟就是钟繇，是钟会的父亲，是魏国的建国功臣，官做到太傅；王就是王羲之，加上王羲之的儿子王献之，都是东晋人。钟繇和王羲之的真迹现在都看不到了，看到的都是唐人的摹本，王献之的真迹也只剩下《鸭头丸帖》十五字，其他也都是摹本。

现在还能够看到王羲之的作品，有《兰亭序》《快雪时晴帖》《丧乱帖》《奉橘帖》《姨母帖》《孔侍中帖》《频有哀祸帖》《安然帖》等，另有唐朝的怀仁和尚集王羲之的字所成的《圣教序》，简称《集王圣教序》。但这些作品都不是真迹，大多是唐朝书法家仿照王羲之的字，此中仿照得最逼真的是冯承素仿的《兰亭序》（神龙本），因为他是采取双勾的体例临摹的。所谓双勾就是先用透明纸把原字的边勾画出来，再到临摹，在没有发明影印机之前，这大抵是最不失真的体例。《兰亭序》在唐朝的时候另有真迹存在，传说这真迹藏在一个庙里，庙里的老衲人是王羲之的后代，唐太宗非常喜好王羲之的书法，便派一个叫肖翼的大臣，假装一个穷秀才搬到庙里读书，垂垂跟老衲人成了好朋友，竟然让老衲人把从不示人的《兰亭序》真迹拿出来给他看，成果这真迹就被他偷走了，交给唐太宗。唐太宗临死的遗言是把《兰亭序》真迹陪葬，所乃至此留活着上的就只要几种摹本了。不晓得这个故事是否失实，总之我们明天是看不到王羲之的真迹了。

王羲之被中国人称为书圣，在中国传统艺术史上的职位无人能及。他各体书法都写得非常好，都达到当时的最高程度，尤以楷书、行书、草书最为精美。他写的行书《兰亭序》被誉为古今行书第一帖，对此没有任何人提出贰言。他的儿子王献之字也写得非常好，几近达到了跟父亲并驾齐驱的境地，书法史上合称“二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