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向秀是嵇康的好朋友，还常常跟嵇康参议哲理，嵇康写《摄生论》，他就写《难摄生论》，以便引出嵇康更多的群情。钟会来看嵇康的时候，嵇康正在跟一个朋友打铁，不睬睬钟会，这个打铁的朋友就是向秀。以是向秀的政治态度跟嵇康是一样的。待到司马氏接连搏斗政敌，向秀的老友嵇康也被杀了今后，他感到胆怯了，晓得如果不平服于司马氏，本身也会落得嵇康那样的了局，只好勉强当了一个小官。司马昭还调侃他说：不是传闻你要隐居吗，如何到洛阳来了呢？他只好忽悠说：隐士们都是些狷介之士，不值很多加恋慕。向秀固然做了小官，实在只是对付避祸罢了，以是《晋书》说他“在朝不任职，容迹罢了”。“容迹”实在跟隐居没有多大辨别，就是前人讲的“大模糊于朝”。

不过嵇喜品德并不坏，还是好人，厥后官做得不小，也还算个好官。如果他是一个像钟会那样的小人，又是司马氏的虎伥，恐怕阮籍和吕安反而不敢跟他开那种打趣了。

这话反应了第二章所讲的，在魏晋期间，在士族阶层当中，遍及觉醒了一种个别认识。跟着这类个别认识的觉醒，一小我开端熟谙本身的本性，即在精力上分歧于别人的那点特别的东西。人们在器重个别生命的同时，也开端器重本身分歧于别人的本性，因而开端萌发一种新的精力，就是赏识自我、看重本性，并且对峙自我、对峙本性。

总之，“作我”并非一件轻易的事。有淡泊之心、有做人的原则、有超然的气势，才安于“作我”；有主意、有勇气、有自傲，才勇于“作我”。诸葛亮在《出师表》中说：“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贵显于诸侯。”这就是安于“作我”。他何故如许淡定呢？他说：“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这就是自傲，这就是超然。正因如此，在刘备三顾以后，他才勇于“受任于败军之际，受命于危难之间”。只要安于“作我”的人才勇于“作我”，心中有主心骨，才不会东倒西歪，也不必左顾右盼。

刘伶跟向秀差未几，也当个小官，整天喝酒，混得更短长。每次他出去玩就带个小兵，叫小兵扛把锄头、挑个酒葫芦，跟小兵说：我如果在路上醉死了，你就挖个坑把我埋了就好了。有一次一个朋友来看他，他正在家里一丝不挂，估计是喝了酒，又服了五石散，身上发热，穿衣服不舒畅，以是脱得光光的。朋友笑他，他说：我这小我是把六合当屋宇，把屋子当衣裤，你干吗不打号召就钻到我的裤裆里来了？刘伶没留下甚么作品，只要一首诗，还是跟酒有关的。有一次他老婆看他喝酒喝得太凶，怕伤了身材，劝他把酒戒了，他说：这么首要的事，你得先摆一桌酒菜，让我先向上天祷告，祷告以后再戒酒。老婆照办了，他的祷告诗是如许的：“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妇人之言，慎不成听！”这首祷告诗就是刘伶留在这个世上的独一作品。但是如果我们把刘伶仅仅当作一个酒鬼，明显是不对的，他喝酒跟阮籍有不异之处，也是借酒浇愁，以醉酒来避世；也跟向秀近似，喝酒就是“容迹”的手腕，他是“隐于酒”，以忘记阿谁浑浊的实际。

七型，王戎：对当局吵嘴不在乎，只要本身做一个好官就好。

别的一对是戴逵和他的哥哥戴逯。戴逵是东晋闻名的画家和音乐家，文章也写得很好，总之是个才子。他安于贫寒，不肯仕进，朝廷征他当国子博士（太学传授），他也坚辞不就。戴逵的哥哥戴逯却热中世事，要建功立业，厥后终究做到大司农（九卿之一），并且被封为广陵侯。有一次谢安对戴逯说，你们两兄弟的志向和奇迹如何相差这么远？戴逯答复说：“下官不堪其忧，家弟不改其乐。”就是说，我是个俗人，怕穷，我弟弟则像颜回一样，固然穷，却在学问中找到了兴趣。

再看竹林七贤。除了嵇康、阮籍和山涛，另有向秀、刘伶、阮咸和王戎，他们也都各有各的脾气，人生门路和政治归属也各有分歧。如果细心阐发，几近能够说他们是七种范例。我们临时简朴地分个类：一型，嵇康：刚肠疾恶，宁折不弯，果断不与本身讨厌的当局者合作。

魏晋士人对自我与本性的对峙

五型，阮咸：对实际不满，因而寄情于艺术，想回避政治，但最后还是出来做了官。

这七类人都不失为君子，能够看作朴重的知识分子在政权更替之际能够做出的各种挑选：反潮流呢，还是随大溜呢？体制外呢，还是体制内呢？搞政治呢，还是搞学术或文学艺术呢？大抵不过乎以上几种吧。中国文人喜好讲七贤的故事，能够恰是因为七贤为我们供应了挑选人生门路的几种根基范式。

这两对兄弟大家对峙大家的本性，大家走大家的路，却仍然能保持相互尊敬、相互赏识，分歧的人生门路并没有粉碎他们的兄弟交谊。如许的例子在阿谁期间还能够举出很多。

《世说新语·品藻》里有如许一则故事：桓公少与殷侯齐名，常有竞心。桓问殷：“卿何如我？” 殷云：“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

阮咸是阮籍的侄儿，因阮籍的先容而插手竹林七贤的圈子。他有别的一套回避实际的体例，那就是醉心于音乐，也能够说是“隐于音乐”。他也仕进，也“容迹”于朝，但真正喜好的倒是音乐。他对音乐有天生的敏感，琵琶弹得非常好。有一种琵琶后代称为“阮咸”，传闻这类琵琶他弹得非常好，先人就为之取名“阮咸”来记念他。也有人说，是他对琵琶做了一点改革，成了一种新乐器，先人名之曰“阮咸”。总之，阮咸也是不满当时实际的人，他回避实际的体例是逃进艺术，在音乐中忘记实际。

六型，山涛：在新旧统治者对决未分胜负之时，暂不表态；新的统治者胜利以后，则出而应世，以便发挥本身的才气，对社会有所进献。

陶渊明以五柳先生自况，说：“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健忘得失，以此自终。”穷到如许，竟然“晏如”。给他一个县长（彭泽令）做，他做了八十一天就不做了，为甚么呢？因为当时有个不学无术的督邮—陶渊明的下级，要来彭泽县巡查，陶渊明想，这家伙要品德没品德，要学问没学问，我凭甚么向他作揖打躬？用他的原话讲，就是“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陶渊明说本身“质性天然，非矫厉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挨饿受冻当然难受，如果委曲了本身，违背了本身的本性，那就更糟糕，恐怕要百病丛生了。他又说：“尝从人事，皆口腹自役，因而欣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归去来辞》序）出去仕进完整不是他的本意，只是为了赢利糊口，想起来对不起本身的志向抱负。做人的原则不能窜改，“平生之志”不能服从“口腹”，做一个县长，权、钱、名都有了，却没了自我，以是不干。这才是勇于“作我”、安于“作我”的极致。

另有两对兄弟的故事。一对是嵇康和他的哥哥嵇喜。嵇康和嵇喜兄弟两个豪情很好，在政治上却各走各的路。嵇康果断不与司马氏合作，嵇喜倒是个热中世事、不甘心被藏匿的人，哪怕是司马氏当政，他还是要仕进，因而挑选向司马氏让步。大抵因为这一点，阮籍不喜好他，对他翻白眼。吕安也不喜好他，称他为“凡鸟”。这个故事载于《世说新语·简傲》第四则：嵇康与吕安善，每一相思，千里命驾。安厥后，值康不在，喜出户延之，不入。题门上作“鳳”字而去。喜不觉，犹觉得欣故作。“鳳”字，凡鸟也。（许慎《说文》曰：“鳳，神鸟也，从鸟凡声。”）该则刘孝标注引《晋百官名》曰：嵇喜字公穆，历扬州刺史，康兄也。阮籍遭丧，往吊之。籍能为青白眼，见凡俗之士，以白眼对之。及喜往，籍不哭，见其白眼，喜不怿而退。康闻之，乃赍酒挟琴而造之，遂相与善。

关于殷浩与桓温各有一大堆故事可说，二人之间也能够做一大堆比较。但这些不是这里要谈的，要谈的是这则故事中殷浩的答语：“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实在这话是不是殷浩说的也不首要，我们只是存眷这句话里所反应的内容及其所标榜、所张扬的精力。

宁作我

总之，人生活着，都应当认清自我，对峙自我，按照本身的本性来挑选本身的门路，而不需求受别人的影响，摆来摆去，这就是“宁作我”的意义。用明天的话来讲，就是“做本身”。“宁作我”，或说“做本身”，就是不甘心做你，当然也不甘心做他，而要做我本身。在人群中死守自我，不恋慕别人，不苟同别人，这不是一件轻易的事，太多人一辈子都没有“作我”。此中大多数是没头没脑地随大溜，的确不晓得“自我”是甚么。另有一些人则是满腹醋意地恋慕社会上所谓的“胜利者”，随时随地筹办窜改本身，向“胜利者”挨近。这类民气里贫乏自傲，也没有做人的原则，他向“胜利者”挨近并非见贤思齐，而是见钱思齐、见权思齐、见名思齐。这类人底子没有甚么需求对峙的“自我”，要的不是“作我”，而是“做别人”。

王戎（234－305年）和山涛差未几，他是七小我当中年纪最轻的，跟这几小我来往的时候尚未成年，只是因为聪明为大师所赏识，嵇康死的时候（262年）他才二十八岁。当时候司马氏的政权大局已定，他也就顺势做了司马氏的官，根基上没有参与司马氏和曹氏的争权。

四型，刘伶：因为讨厌当局，又不想或不敢公开抵挡，因而喝酒装疯，佯狂避世。

说到嵇康，钟会去拜访他，他理都不睬；说到阮籍，如果钟会去看他，他大抵味虚与委蛇一番；现在假定钟会去看山涛，我想山涛会客客气气地欢迎他。但不管嵇康或阮籍或山涛，都不会跟钟会交朋友，更不会“契若金兰”，首要不是因为政治主张分歧，底子启事是本性分歧，气味不投。嵇、阮、山都是君子，而不必管他们挑选了甚么样的人生和政治门路；钟会倒是个小人，也不必管他挑选了甚么样的人生和政治门路。哪怕钟会像嵇康一样挑选了曹氏，他们还是成不了朋友，因为一个终归是君子，一个终归是小人。君子和君子能够交朋友，哪怕在敌对的政治阵营中，也无毛病他们相互赏识和尊敬；而君子和小人则没法交朋友，哪怕他们在不异的政治阵营中，仍然免不了内心深处的隔阂与架空。

三型，向秀：开初也回绝与当局合作，但终究敌不过局势，只好放弃反对峙场。

“桓公”是桓温（312—373年），“殷侯”是殷浩（？—356年）。殷浩与桓温是东晋中期的两大名臣，一文一武，被时人视为朝廷的两大支柱。两小我都出身王谢，春秋也差未几，少时还是朋友，但老是暗中较量。长大后两人的职位名誉差未几，都一度大权在握，桓温当了荆州刺史，殷浩则做了扬州刺史，荆扬两州在东晋算是最首要的两个州了。更巧的是，两人都曾率军北伐，也都没有胜利，只是殷浩败得更惨一些，且是在桓温之前，桓温便乘机把他奏免为庶人，使殷浩郁郁而终。上面的对话究竟产生在甚么时候，难以考据，比较能够是两人都已冒头，但还没到位高权重的时候。桓温的话较着带有一些挑衅性子，殷浩的话则软中带硬，他不卑不亢地回敬了桓温，话也说得极标致，能够说是一等一的交际词令。

明天读《世说新语》，不难发明在阿谁期间有很多本性光鲜的人物。拿竹林七贤来讲，他们固然是七个好朋友，却各有各的脾气，各有各的挑选，各有各的人生门路。可贵的是，他们不但各自对峙本身的本性，并且能尊敬别人的本性；各自挑选政治态度与人生门路，也能尊敬别人的挑选。比如前面讲过，嵇康和山涛是好朋友，嵇康在政治上忠于曹氏，山涛却挑选了司马氏。他们挑选分歧，当然有很多启事，此中最首要的就是本性分歧。嵇康是一个“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的人，眼睛里容不得半点灰尘，而山涛倒是一个气度宽宏、能够和光同尘的人。《世说新语·贤媛》有一个故事。一次嵇康和阮籍来看山涛，山涛的老婆想要察看一下嵇阮二人，便劝山涛留二人在家里过夜，她就躲在隔壁，从墙洞里偷看他们三个谈天相处。厥后山涛出来问老婆，你感觉这两小我如何样。他老婆说，你的才情比不上他们两个，只能以见地和度量与他们交朋友。山涛说，他们两个也常常说我的度量比他们大。《世说新语》里讲山涛跟嵇康、阮籍刚熟谙便成了好朋友，他们的交谊像兄弟一样“契若金兰”。三个本性完整分歧的人，为甚么能够“契若金兰”呢？因为他们都是君子，都是品德高贵、风致朴重的人，有了这个根基点，他们便能够成为好朋友，能够相互赏识，而并不需求去窜改对方。山涛赏识嵇、阮的才情，嵇、阮赏识山涛的度量，厥后大家有各自的挑选，连政治门路都相差很远，也无毛病他们成为好朋友。我们读了嵇康给山涛的断交信，觉得他们真的断交了，变成仇敌了，实在不然。嵇康临死之时，担忧本身的儿子嵇绍年幼无人照顾，竟然把儿子拜托给山涛，可见他固然写了断交信，内心还是把山涛看作最可靠的朋友。他的断交信与其说是写给山涛的，不如说是写给司马氏看的。山涛厥后公然不负重托，不但把嵇绍培养成人，并且把他保举出来仕进，厥后做到侍中，在八王之乱中为保卫当时的天子晋惠帝（司马昭的孙子、司马炎的儿子）而被杀。文天祥被囚狱中时所写的《正气歌》中有“为严将军头，为嵇侍中血”的句子，“嵇侍中”就是指嵇绍。至于嵇绍值不值得为阿谁痴人天子送命，是别的一个题目，不应期间有分歧的品德标准，这个题目是能够再见商的。

二型，阮籍：爱憎清楚，内心痛苦，但不想获咎当局，只好与他们冒充周旋。